雅各书有个议论纷纷的历史。它与彼得前后书，约翰壹、贰、叁书及犹大书同被分类为新约的“一般书信”。在教会历史的早期，这七封书信之所以得到“一般书信”的称呼，乃因它们写作的对象是一般性的教会，而不是某一特定的会众。这些书信在早期各地教会中所占的地位也不确定。其中一些的正典地位，和希伯来书、启示录一样，到最后才得到普遍的认可。以雅各书为例，直到第四世纪末期，它才被东、西两方的教会同时接受，视为圣经。
雅各书之第一次被提及是在第三世纪初。但由于古时作者并不总是记下他们使用的资料，很可能更早期的作品使用过雅各书而没加以指认。据梅尔（Mayor）的识别，大多数新约书信及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非正典的基督教作品，都曾引述雅各书的内容【1】。尽管如此，其中大部分是否真正依据雅各书却无法确认。难处在于这一类与雅各书的相似之处，与当时普及的传统教训差不了多少。所以，雅各书与这些其他作品的关系很可能是间接的：他们均使用了传统的教训。新约中的马太福音及彼得前书与雅各书最相似，其间的关系极可能就是这样。在早期基督教非正典性的作品中，与雅各书有最多雷同之处的是黑马牧人书（Sepherd of Hermas，写于第二世纪早期或中期）。在黑马牧人书的“诫命”部分，可以看出雅各书的某些特殊主题，特别是诫命第九条，祈祷要有信心，不可“心怀二意”，在用词及强调上与雅各书一6～8最相近，很可能黑马牧人书的这一部分是用了雅各书。革利免（主后九十五年）及巴拿巴书信（写于主后七十年及一百三十二年之间）也显示出对雅各书的依赖，但我们无法确定。
据说亚历山大城重要的教义学院的首领革利免（Clement），曾作雅各书注释，但此书从未被人发觉，而在革利免尚存的作品中并无任何依赖雅各书的迹象【2】。革利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俄利根（Origen），是第一位提及雅各书之名的人。俄利根引用雅各书，视为圣经（Select. in Ps.30:6），并且以其作者为“使徒”雅各（Commentary on John, frag. 126）【3】在鲁非诺（Rufinus）所译成的拉丁文俄利根作品中，清楚指明雅各书的作者为主的弟兄，然而鲁非诺的作品是否可靠仍有待商榷。
其他第三世纪的作品多显出对雅各书的熟识。假冒革利免之名的小册童女（Ad Virgines）似乎将雅各书视为圣经来引用，优西比屋（Eusebius，卒于主后三百三十九年）在自己的作品中屡次使用雅各书，并显然赋予它正典的地位。然而，他也将雅各书列在“有疑问的书信”（antilegomena）中，表示他知晓某些基督徒仍然质疑雅各书的圣经权威（H. E. III. 25. 3; II.23. 25）。很可能他心目中是想到叙利亚教会，该地区对好些一般书信都难以接纳为正典──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卒于四百二十八年）就排斥所有一般书信。不过，第五世纪叙利亚文经文译本别西大中，就包括了雅各书，并且蒙屈梭多模（Chrysostom，卒于四百零七年）及狄奥多勒（Theodoret，卒于四百五十八年）赞许地引用。所以，除了少数例外，东方教会已正式接纳雅各书为正典。
西方教会的情况也类似，虽然对雅各书的接纳稍晚一些。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第二世纪末）及蒙森目录（Mommsen Catalogue，记有非洲的正典目录，约三百六十年）都未提及雅各书【4】。在西方最早提及雅各书，是在第四世纪中期──高卢的希拉流（Hilary of Poitiers，作品在三百五十六及三百五十八年之间）及安波罗修（Ambrosiaster，卒于三百八十二年）各引用雅各书一次。耶柔米（Jerome）影响了整个西方教会最后对雅各书的接纳，他将雅各书包括在拉丁文译本武加大中，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时常引用。而在一段相当重要的论证中，耶柔米指明雅各书的作者是加拉太书一19提及的主的“弟兄”。就在同时，奥古斯丁加上他权威的份量，从此西方教会不再质疑雅各书，直到宗教改革时期为止。
至此，雅各书的正典地位在早期教会各地都得到承认，而这并不是仰仗某位权贵人物的裁决而达成的。当然，雅各书的地位并没有即刻被公认，可是在此必须强调，它并非受到排斥，而是受到忽视。我们如何解释这忽视的现象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作者的使徒性缺乏把握，因作者只说自己是雅各，而雅各在当时又是一个普遍的名字。另一项因素可能是雅各书的许多教训所带的传统色彩──雅各书极少含有会令早期教会产生如火如荼神学辩论的油料【5】。更重要的或许是，此书信的本质及目的地不详。它具有强烈的犹太色彩，可能是写给巴勒斯坦或叙利亚的犹太教会。主后六十六到七十年及一百三十二到一百三十五年之间犹太人的造反，提早了巴勒斯坦犹太教会的灭亡，或许也使雅各书的传阅缓慢下来。俄利根在巴勒斯坦的教会接触过后才提及雅各书，可能就是这项因素所致【6】。
宗教改革时期对雅各书的质疑再度浮现。伊拉斯姆（Erasmus）对雅各书的优良希腊文印象深刻，因而怀疑传统中所说“主的弟兄”为其作者的看法。路德也对此书作者的使徒身份起疑，他的批判较伊拉斯姆更深一层。对路德而言，棘手之处在于雅各书与“重要”新约书信对“因信称义”的看法不同，而有神学问题存在。路德说，雅各书“撕裂了圣经，与保罗及所有圣经对立”（LW35:397）。他更将雅各书标明为“稻草书信”（"an epistle of straw", LW35:362）。在他所译的德文新约中，路德将犹大书、希伯来书、启示录放在后头，雅各书屈居末尾。尽管路德对雅各书感到有疑问，并且几乎将它在圣经中列于次要的地位，我们却不能夸大他对雅各书的批评。他毕竟没有将雅各书从正典中排除，并且据估计，在路德的著作中，雅各书半数以上的经文曾被引用，视为权威【7】。即使是“稻草书信”一语，我们也得从其上下文来明白它是原义：路德并非视雅各书为一文不值，而是在将它与“重要书信”（约翰福音、约翰壹书、保罗书信──特别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及彼得前书）相比之下，所加的评语。他认为，这些重要书信“显明了基督，教导了一切你们需知之事，即使你们从未看过或听过任何其他书信或教义。”然而论到雅各书，路德则说：“我无法将它包括在重要书信内，但我也不愿拦阻他人重视或提升雅各书，毕竟其中有许多名言。”（LW35:397）
极少其他宗教改革家附从路德的看法。举例来说，加尔文虽承认雅各书“似乎太少宣扬基督的恩典，不像一个使徒当有的作风”，但也同时说道：“不一定每一位都必须处理同样的争论。【8】”他接纳雅各的使徒权威，并主张雅各及保罗对因信称义的看法上应可互相调和。加尔文的角度显然是正确的。我们可以明白，路德对“因信称义”的新发现十分兴奋，而他当时又必须护卫真理，所以他的兴奋与环境，造成他对雅各书及某些新约书卷产生不平衡的处理。现在我们对雅各书的犹太背景更为明了，并且距路德所打的仗已有几世纪之遥，我们更能体会保罗和雅各彼此如何互补。他们的对头不同，因此论点也就不同，但是两人在我们对信心的认识上，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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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Mayor, pp.119-121, pp.138-159。
2. B. F. Westcott（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Macmillan, 1889], p.357. 358）理论道，Cassiodorus所指称那本革利免的注释，应当不是“雅各书”而是“犹大书”。相反的理论则请参Mayor, p.130及Taskcr, p.18。
3. 俄利根在他的Comm. in John XIX, 6（Patrologia Graeca XIV, 569）中，引用雅各书第二章，并声明这些话是取自“以雅各（为名）的书信”（té pheromené Iakobouepistolé）。有人认为，希腊文pheromené（“以，bear, carry”）一字暗示俄利根对本书信的来源质疑，但是这字的意思只是“通称”，对俄利根是否接受本书信并不能作任何说明（参Ropes p.93; Mussner, p.39）。
4. 因穆拉多利经目目录曾遭删改，很可能雅各书未被列入是件意外。参Westcott,History of the Canon p.219-220; Mayor, lxvii；另一观点则参Mussner, 41。
5. 狄比流p.53-54; 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Inter-Varsity Press 1970）,p.736-739。
6. 参Laws, p.24。
7. D. Stoutenberg, "Martin Luther's Exegetical use of the Epistle of St. James"（硕士论文，伊利诺州三一神学院），p.51。
8. 加尔文, p.2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