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理解

　　　解讀聖經比解讀我們這個時代及文化所產生的作品要困難得多，因為語言形式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下會有不同的作用。這是由於單字皆為特殊化的符號，而符號唯有在人為傳統的定義下才會有意義。舉例來說，在我們寫這本書的時代，brilliant【編按：此字在美語中常用來形容人「聰穎、才智高超」】這個字在英國通常泛指「非常好」（verygood)之意。如果有人購物時所付的錢正好符合消費金額，完全不必找零，店員就可能會說：「好極了。」（That’sbrilliant.)但美國人若聽到這句話，恐怕會誤以為店員挖苦他智商低，彷彿他連湊出正確的零錢數目都值得大驚小怪。

　　　保持詮釋距離

　　　上述的例子和先前所提到牛津的伍斯托克路的標線，都顯示出若想理解某種語言符號在另一個文化中的意義，我們必須先注意到自己和文本之間，在文化及語言環境上的差異。以前面的兩個例子來說，道路上的標線看似熟悉，但其意義卻很不一樣；同樣的道理，在英國的美國人對於brilliant—字的定義也必須先刻意保持較開放的態度，並試著讓自己更認識目前所處的新環境。

　　　詮釋聖經也是一樣，儘管經文裡有不少陌生事物，會讓我們立刻意識到自己與新舊約時代的距離，但書中還有一些看似與我們語言文化環境相通的事物，其實卻和我們的認知相去甚遠。我們千萬不可貿然做出判斷，而必須先了解這個符號在本身的環境下是如何運作的。

　　　這個過程就是哲學家利科爾（P.Ricoeur)所謂的「距離化」（distanciation)，意思是認清文本的「不同性」（otherness)或「疏異性」（strangeness)[48]。就像泥水匠修補牆壁裂隙的道理一樣，詮釋者在封填之前必須先把裂隙擴大；否則他只能顧到表面，而無法真正補好裂隙。我們必須指出、甚至要突顯這種社會文化語言上的差異，才能夠依照文本原來的背景去理解它。

　　　跨越文化上的落差

　　　我們要如何跨越這種文化落差呢？儘管我們永遠無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地步，但有兩件事情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這方面的差異，並在釋經螺旋上前進：下工夫研究，以及發揮合理的想像力》研究能讓詮釋者意識到兩者大致上的文化差異，至於這些差異對文本意義的影響，則可以透過有理有據的想像猜出其梗概。這可不是讓詮釋者「盡情」發揮想像力。合理的想像必須建立在對文化差異的認識，以及對原著社會背景的理解之上，而且想像的範圍也應該在文本內容的管制之下。但真要了解當時的人會如何看待一件事或一段文本，除了「設身處地」之外別無他法[49]。

　　　或許我們用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這一點。耶穌剛開始傳道的時候，祂宣稱「神的國近了」。「神的國」這個詞如今常被人當成口號使用，意思不外乎是指某種社會政治方案，或是與教會相關的某種屬靈意義。或許更常見的情形是，人們因為不解其義而索性忽略這個詞，或是對它只有一些模糊的概念，認為神的掌權之處就是在人心裡。但經過研究後就會發現，被譯為「神國」的這個詞真正指的是「神的主權或能力」。在耶穌服事的那幾年以及之前的年代，這個詞在巴勒斯坦地區所代表的是^神的至高權能完全彰顯的時刻」。所以當耶穌說：「神的國近了」或「已然來到」的時候，祂是指神

　　　的至高主權即將彰顯。這的確在耶穌的救贖歷史作為中發生了。這和今天所說的政治議題，或甚至與教會，都沒有關係—若說有關係，最多也只在於神透過基督所彰顯的主權奠定了教會的根基。51想像力能讓做過研究的讀者，設身處地去體會巴勒斯坦猶太人在西元一世紀的光景：他們和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一樣，在羅馬人的苛政下勞苦嘆息；他們見到的是腐敗的神職人員，汲汲於世俗名利而無心帶領神的子民；他們甚至懷疑神是否還在乎他們。配合這樣的想像，更能讓人體會到耶穌的強烈宣告是多麼令人振奮與敬畏：「神的主權統治、祂至高權能的全面彰顯，就要開始了丨」難怪他們會稱它為「好消息」。

　　　救贖歷史上的落差

　　　聖經各書卷不僅和我們有極大落差，有時連這些書卷彼此間的落差都相當可觀，這固然是由於它們成書的年代相距甚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們在救贖歷史上的處境各不相同。當新約中的事件及啟示成全了舊約之後，某些象徵符號的意義也隨之改變。希伯來書就明確指出獻祭制度的意義，在基督降臨之後已然和從前不同。既然這個制度已經被成全，以牲畜獻祭的做法也就無須繼續了（希伯來書第八章到十章）。同樣地，保羅也極力強調原本做為神子民記號的割禮，現在已被取代了。如今若要求非猶太裔基督徒受割禮，就等於是否認基督已成全了律法。舊約的規定，不能在不考慮救贖歷史處境差異的情況下，就直接拿來應用。

　　　對我們來說，這代表我們與保羅之間的距離，和我們跟摩西的距離是不一樣的。就救贖歷史的處境而言，我們和保羅以及其他新約作者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在基督復活和聖靈降臨之後，而在基督復臨施行審判之前。

　　　而儘管我們與新約的人物在救贖歷史上同屬一個時代，但彼此之間仍然會有文化、社會和語言上的差距。例如，保羅要基督徒互相「親嘴」（holykiss)問安的吩咐（林前十六20)，指的確實是一個真誠的親吻動作，而且這層意義也可能仍存在於今日某些國家當中，但在我們西方文化裡，它代表的就不會是真的親吻行為。同樣地，女人於崇拜時要蒙頭（林前第十一章）在當年也有一定的文化意義，只是這樣的意義在現代西方世界已經不明顯了。這些命令背後的原則和關切重點當然仍舊成立，只是它們的表現形式或許已經改變了。

　　　此外，雖然我們與新約作者在救贖歷史上的處境—於耶穌復活之後、最後審判之前—基本上一致，但其中仍有某些差別。在新約作者撰寫各書卷的年代，整部新約當然尚未完成，因此神的子民當時擁有的書面啟示還不完整。神因此賜給人使徒和先知，讓他們完成新約，並解釋舊約以及基督的生平、受死、復活等事件和祂現在的掌權，為教會提供理解啟示的基礎（弗二20)。如今我們既然已經有全部的正典，這種直接、持續的啟示活動就不再是絕對必要的了。這樣說雖不足以預先否定今日部份信徒仍可能有先知恩賜和使徒職分，但它的確顯示我們的處境和初代教會有所不同。因此當保羅告訴哥林多人應該最切慕說預言【譯按：和合本譯為先知講道】的恩賜時（林前十四1、39)，我們可不能不假思索地將這個命令直接應用在自己的處境上。

　　　結 論

　　　我們講了這麼多距離化的重要，可能會讓讀者以為，唯有變成古代近東史和希臘羅馬社會的專家，才能夠正確理解聖經。專家的確有其優勢，專業知識固然有助於增加正確詮釋的能力，但一個非專家只要夠敏感細心，並試著去培養「對歷史的設身處地感」（historical sympathy)，也照樣可以將許多部份詮釋得正確無誤[52]。儘管原始聽眾的文化觀點可能與我們大相徑庭，但我們還是能透過想像力暫時以不同的文化角度看事情。神讓我們有能力想像自己置身於作者和原始聽眾的文化、社會處境中，並得以對任何文本有相當的理解。這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任何時代的人都是按著神的形像以相同模式受造，縱然我們有社會環境和語言上的差異，但我們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仍未脫離這個基本模式的範圍。跨語言乃至於跨文化的翻譯始終是可行的。就算文本中有某部份我們不知如何解釋，也總還是能看出整段的大意，例如沒有人真的明白「遊廊」（parbar)是什麼，但誰都能看懂歷代志上第廿六章18節的基本意義。更重要的是，聖經的主旨在於神和其子民的關係，而人類與人生的種種關係基本上始終都差不多[53]。文化、語言、社會處境、歷史、意識形態，和世界觀或許會變，但人永遠是人，罪永遠是罪，神也永不改變。我們因此可以有把握的說，聖經是清晰明確的（見第二章「清晰性」一節）。

　　　在本節針對「距離化」探討的總結部份，我們要指出詮釋者不僅應該重視對作品文化背景的認識，也要重視對自身文化的了解。我們若不清楚自己的文化，就不足以評估本身所受的文化制約會如何影響我們對經文的解讀。如果我們想將經文的意義應用於今日的環境，就最好要了解當前文化的運作模式。斯托得（John Stott)將他探討講道的精彩之作命名為《在兩個世界之間》( Between Two Worlds)【編按：此書中文譯名為《當代講道藝術》】[54]，因為講道基本上就是把聖經真理運用於今日的基督徒身上，講道者不僅要熟悉聖經的文化，也要對自己聽眾的文化知之甚詳。這是一項艱困費力的任務，但確實做得到，而且一定要完成。

譯注：
[48]參見利科爾的“The Hermeneutical Function of Distanciation”一文，刊於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31-445頁。利科爾論到在詮釋任何文本時都需應用「距離化」，不是只有詮釋古代的文本才要用到，因為沒有任何作者的情況是與我們完全相同的。但是，「距離化」並不是指「疏離」（alienation)。它是在辯證過程中站在對立的立場上，也就是把文本視為是自己的，利科爾稱為「挪用」（appropriation)。參見其Theory，43-44、89頁。
[49]（sane imagmation）類似施來爾馬赫所主張的’詮釋者應設法用一種藝術想像的方式’嘗試「設身處地」（empathy）的去同理作者的渴望和想要達到成的目的。參見施來爾馬赫，Hermeneutics: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ed.基默爾勒（H.Kimmerle) , trans. J. Duke and J. Forstman ( Missoula, Mont.: Scholars, 1 9 7 7 )，113,150頁。施來爾馬赫經常被人指控作心理學的推論，而他確實也是十九世紀首先致力要設身去理解「耶穌的思想和情感」的神學家，然而，他「同理」的努力也正是他所持觀點的表達，理解是一門藝術，是一種人在溝通過程中的直覺聯繫。若我們認為透過文本仍能達成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那麼作者和讀者間唯一溝通的橋樑，乃是因為他們同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一旦時空距離得以辨識，也就能獲致真實的理解了。
[50]通常會舉路加福音第十七章21節為例，英王欽定本譯為：「神的國就在你們心裡」（ThekingdomofGodiswithinyou.)但這是耶穌對那些不信的法利賽人所說的話，宣告祂的同在也就意味著神國的臨在，因此，大多數的近代譯本正確地譯為「神的國在你們當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in your midst)或是類似的翻譯（參見NIV,RSV)。
[51]參見法蘭斯（R.T.France)’"The Church and the Kingdom of God”刊於D. A. Carson編著的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hurch (Exeter: Paternoster, 1984) ，30~44頁 。
[52]參見赫希（E. D. Hirsh ) ，Aims of Interpretation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39頁 。
[53]參見休斯（R E. Hughes ) , "The Truth of Scripture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Relativity"刊 於D. A. Carson and J. D. Woodbridge編 著 的ScnWwre and Truth (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 9 8 3 )， 173-94頁。既然每個時代人的困境核心都是一樣的，聖經信息的中心就不會隨文化而改變。
[54]斯托得（J. R. W. Stott) , Between Two Worlds: The Art of Preach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2) 。這本書在英國以IBeiieveinPreaching為書名出版。中譯：《當代講道藝術》（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