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要对现今的信仰争议下结论，而只是想尽量弄清楚，大家到底在吵什么，好让读者可以自己作决定。在今天，把一个有争议的题目讲得黑白分明，绝对是吃力不讨好，因为许多人宁可打一场模糊的战争；巴顿（Francis L.Patton）博士[1] 用“能见度不佳”形容这个战场，真是贴切极了[2] 。许多人认为，我们斩钉截铁地定义名词、一丝不苟地讨论信仰，是一种不敬虔的做法；又认为我们对各种信仰观点详加查考，仔细推论，大声疾呼“差之毫厘的理念，会产生南辕北辙的作法”，恐怕会使人失去为宣教奉献的热忱，妨碍基督徒的团结，甚至使教会的统计数字变得惨不忍睹。

　　 很抱歉，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请问，光照射在一个东西上，虽然有时候一开始像一个卤莽的不速之客，打乱一切原有的秩序，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对这东西有益呢？反过来说，如果信仰只是沉醉于传统的词藻，听起来虽然敬虔，但是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遇到争议就退避三舍；请问，这种信仰经得起生命浪潮的冲击吗？信仰和很多事一样，大家都同意的东西，往往最不必付代价持守；真正要紧的事，大家会不惜为它一战。

　　 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正遇到很大的冲突，强调“救赎”的基督教信仰正和一个截然不同的信仰作殊死战，而这个信仰偏偏又使用传统的基督教术语，这种鱼目混珠的做法使它对基督教的杀伤力特别大。这个不讲“救赎”的信仰是“现代”的产物，所以称作“现代主义”（modernism），又称作“新神学”或“自由主义”（liberalism）[3]。其实这几个名称都不太理想，尤其“自由主义”这个名称其实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狡辩，因为赞成它的人固然认为它符合“自由”精神，反对它的人却认为它很狭隘，对许多相关事实故意装作看不见。

　　 这个信仰的面貌千变万化，不是一个名称所能涵盖，不过尽管它枝叶繁茂，让人眼花缭乱，它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换句话说，它只接受自然界常轨的运行，否认基督教的起源与神的大能彰显有任何关系。“自然主义”在哲学上有特别的意义，但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是它的一般意义。我们这样描述所谓“自由派神学”的真正根源，还算相当准确，只是“自由主义”这个原本高尚的字眼就变得低俗了。

　　 这种自然主义色彩浓厚的新神学不是偶然兴起的，而是因为现代人类生活先产生重大变化，才使它应运而生的。人类历史在过去一百年间进入了崭新的一页，即使是最固执的保守人士，对这个现象也只能遗憾，而不能忽视。这个变化不是暗地进行的，也没有隐晦到需要敏锐的观察力才看得见，而是明明摆在众人眼前，就是凡夫俗子也不能假装没看见。各项现代发明带来工业革命，而两者结合使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不能脱离这个崭新的世界，正如我们不能离开空气而生活一样。

　　 不过人类生活产生这么大的改变，并不是凭空来的，而是因为人类心智经历一次巨变的结果；而人类生活的改变，又带出人类心灵另一次的变化。工业界有今天的成就，不是大自然的盲目运行的结果，而是人刻意作成的。人类现代史最耀眼的特征就是知识急速增加，探测大自然的仪器也愈发精密，使人类探索物质界的远景不可限量。

　　 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之广，几乎无远弗届；虽然物理化学的成果最明显，但是人文领域也受到极大冲击，例如现代历史学、现代心理学、现代社会学，也都自称是如假包换的科学，即使与真正的科学还有一段距离，也自命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每种学门都希望用科学方法试试，没有哪门学问可以躲过这股风潮。有些学门过去有传统保护，显得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今天这件神圣的外衣也已经被这股科学研究的浪潮冲破了。

　　 有些东西过去有上一代荫庇，但是到了今天，显然大家都必须摊在阳光下接受检验；事实上有些人类固有的信念已经禁不起这番检验而土崩瓦解了。的确，今天任何现存的体制如果只是一味诉诸过去，恐怕不但不能博取同情，反倒惹人生厌。太多过去被视为当然的道理，今天都被丢到垃圾桶里，以致有时候大家以为每样道理都得翻新。

　　 如果这种态度正确，那就没有哪种体制比基督教面临更大的质疑，因为基督教的基础是一个古老的权威，而基督教对这个古老权威又非常严谨，不能丝毫更改。我们暂且不讨论这种作法是否聪明，是否从历史上说得通，我们只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几千年来，基督教不只诉诸眼前的经验（其实经验在基督教占的份量不大），更是诉诸它所宣称的真理；这个真理主要是由许多古代的书卷组成，而其中即使最晚的一卷，都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就写好了！难怪现代人要批判基督教，因为在现代人的眼中，这些书的作者既然活在那么古老的时代，他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一定最粗糙、最简单，那么这些古人的意见真能作现代人的行事准则吗？第一世纪的信仰真的可以与二十世纪的科学并存吗？

　　 不管我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对现代教会都是一件严肃的事。这个问题乍看之下很难解答，于是有人想把它弄得好回答一点。他们说信仰与科学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我们把它们定义清楚，彼此就根本不会有冲突。这种说法的漏洞最多，我们打算后面再详细讨论，不过在这里要先提一点，就是即使我们可以把信仰与科学分开，这也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而我们要把信仰问题从科学中剔除，这种想法其实本身就有问题。

　　 先谈信仰：历世历代以来，信仰一直与许多领域的基本概念关系密切，尤其是历史。姑且不论这个趋势是否正确，这总是一个事实，而历史是一个我们可以用科学精神加以研究的学门。再谈科学：有时科学家也用一些科学以外的观点作研究基础，而这些观点常常触及哲学和信仰的核心。同样，姑且不论这种作法是否正确，这也是事实。举例来说，假设一百年前，甚至是今天，我们随便到街上问一位基督徒：“万一历史能斩钉截铁证明，第一世纪根本没有一个叫耶稣的人，你的信仰会怎样？”，他一定会说：“我的信仰会破产！”。可是我们无论是研究“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发生过什么事”，还是研究“第一世纪的希腊、意大利发生过什么事”，都属于历史科学的领域；换句话说，一般基督徒已经使他的信仰和一些概念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些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科学影响的。姑且不论这作法是否正确，是否聪明，我们总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不过，即使我们自己认清，“有些信念虽然看起来与信仰有关，但是骨子里其实属于科学领域，与信仰根本无关”，但是要把这个观念讲得让一般人都明白却不容易。即使我们把“厘清信仰与科学”的工作变成“剔除信仰中的伪科学”，问题还是很严重，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教会现在最需要面对的一件事。教会今天应该好好弄清楚，基督教与现代文化有什么关系？基督教在科学时代是否还能保持它原有的风貌？

　　 新神学想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新神学认为科学可能会反对基督教某些特殊教义，例如“基督的位格”、“基督从死里复活，完成救赎的工作”等，于是决定全力挽救基督教的一般原则，认为这些一般原则才是“基督教的精髓”；至于那些特殊教义与这些一般原则相比，只是暂时的表象罢了。

　　 不过对于这种维护基督教的做法，我们实在要质疑它有多大效果，因为如果护教者步步退让，甚至把外墙拱手给敌人，自己一直往城堡里撤退，恐怕最后的结果是敌人并不领情，得了外墙之后，还是一路追进城堡里。现代的唯物论（materialism），尤其是心理学领域，不会只因为占据了基督教堡垒楼下几层就志得意满，而是会继续穷追猛打，直到它们的旗帜在顶楼飘扬才罢休，因为它们不但反对新神学为寻求和睦所放弃的圣经教义，也同样反对新神学所宣扬的哲学理想主义（idealism），所以一味退让，根本无法避免这场思想冲突。今天这场思想对抗是无法和解的，想要和平，就得不惜一战；除非打赢对方，否则不会有和平。

　　 不过上面这个城堡的比喻可能根本没有描绘出真实的情况；新神学一再弃守教义，外表虽然还保留“基督教”的称号，但是骨子里可能已经根本不是基督教，而是另一个宗教了。更何况我们对基督教的担心可能根本不必要，反倒是这种不断弃守上帝之城外墙的做法，只会使他们落入无谓的惊恐；而且他们一旦逃离上帝之城，躲到空旷的平原，就会被老早埋伏在那里的敌人逮个正着，而这个空旷的平原就是模糊的自然宗教。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从两方面批判新神学企图协调科学与基督教的作法：一、基督教经过这番协调之后，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了；二、这种协调违反科学精神。我们在这本书批判新神学，主要是针对“基督教已经被协调成另一种宗教了”。我们要让读者看出，虽然新神学也用传统的基督教术语，但是这其实不但不是基督教，而且相差很远，根本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宗教。

　　 不过我们说新神学企图挽救基督教没有成功，并不代表基督教无法挽救。正好相反，即使本书篇幅有限，也足以让读者明白，与科学有冲突的不是新约所记载的基督教，而是新神学所以为的基督教。我们也能让读者确信，唯有上帝之城才有足够的防御工事，击退这股现代的不信思潮。不过本书的重点是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刚刚提到的：“新神学想要协调基督教与科学，结果弃守了基督教每一项特有教义，到头来只剩下一种不确定的宗教渴望，而这种形式的宗教早在基督教之前就有了”。新神学把一切科学可能会反对的东西从基督教拿走，想以这种让步来贿赂敌人，却不知道这种让步正是敌人梦寐以求的；现在一旦撤守，其实连护教的起点都没有了。这个道理和人生许多道理类似，有时候看起来最难持守的东西，也是最值得持守的。

　　 我们确实认为新神学是走回头路，把基督教弄成不是基督教，或是把基督教的层次降低，不过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们这样说不是在讲他们坏话。有些人说某甲不是基督徒，就代表他瞧不起某甲，但是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苏格拉底、歌德（Goethe）都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和大家一样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成就非常伟大，一般人根本比不上。如果说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们大，那绝不是因为天国之子本身有什么长处，而是因为天国之子领受了不配得的恩典；这应该使天国之子更谦卑，而不是更自大。

　　 不过这些都不应该模糊我们讨论的焦点。如果我们想到，教会的讲台有一天都被新神学控制（其实许多教会现在已经被新神学控制了），地上找不到基督教，人们再也听不到福音，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出，现在所讨论的事情何等重要。“怎么传道”固然重要，但是“传什么道”比“怎么传道”重要千万倍。

　　 我们探讨这个问题一定让许多人觉得不耐烦。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既简单又干脆，使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已经解决了，不需要旧事重提。举例来说，有许多敬虔人士会说：“何必要护卫圣经？圣经不是神的话吗？神的话不就是真理吗？这么直截了当的事，还需要辩护吗？为真理辩护，不是反而会把真理弄模糊吗？如果科学与圣经冲突，那就是科学有问题嘛！”。我们对这种人要致最崇高的敬意，因为我们相信他们已经抓到要点了；他们走一条简单而直接的路，这样就信了。但是别人没办法这样，而必须经过一番心灵挣扎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这些敬虔人士对我们探讨的问题不感兴趣，也是在情理之内，意料之中。

　　 还有更多的人也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再探讨或辩论了，所以对我们所说的也没有兴趣。他们的态度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根本不信。这本书如果落在他们手中，一定被扔到一边，认为又有人要为一个已经摇摇欲坠、无药可救的立场辩护了。他们会说：“哇！今天还有人相信地球是平的耶！”，或说：“哈！今天还有人想帮助基督教辩护，要我们相信神迹、救赎这一大堆东西呢！”。这两句话背后的心态是一样的，就是认为“基督教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忽然挫败，停滞不前”。他们承认这种现象很罕见，研究起来很有趣，但也仅止于有趣而已。

　　 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要从它目前的态势就可以断定，它是高估了现代科学的成就，对眼前的情势认识不清。前面提过，现代科学确实成就非凡，在许多方面使世界该换一新；但是事情也有另外一面，我们不能忽视。从某方面来说，现代世界比过去进步千万倍，但是从另方面来看，世界的衰败也令人慨叹；物质世界的进步固然可观，但是心灵层面的损失也很大，其中最明显的恐怕就是艺术了；尽管人类的生活起了巨大的变革，我们却看不到有大诗人吟诗祝贺；文艺界好像忽然都变成哑巴了，大画家、大音乐家、大雕刻家也都一去不返，后继无人；现有的艺术多半是模仿，即使有创新，也是光怪陆离，让人不知道怎么欣赏。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教育下，人们只注重如何生产有关物质享受的东西，连懂得如何欣赏前辈辉煌成就的人都愈来愈少了。魏尔兹（H. G. Wells）的《历史大纲》（Outline ofHistory）藐视意境较高的人文领域，正表明它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

　　 这种文学艺术的大倒退固然史无前例，但更惊人的是，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现代主义还有一股更隐藏，但也更深远的影响，就是使人格狭隘。现代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就是限制个人自由；这个趋势在社会主义国家看得最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实行社会主义，个人能作的选择就会减到最低，劳动与娱乐都被规范，没有个人自由。更严重的是，今天即使在听到“社会主义”四个字就皱眉头的国家，也不能避免这股潮流；一旦大多数人决定哪一个政权比较好，这个政权就毫不犹豫地强加在每一个人身上。现代的立法者好像从来没想过，尽管“福利”是好的，但是“强迫要人接受的福利”却可能不好。我们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贯彻功利主义的精神，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至于崇尚自由的伟大精神，在这股追求物质福利的风潮下，已经被人抛到脑后了。

　　 这股风潮带来的结果就是人类生活变得空前贫乏，因为一个人必须作选择，才能培养出他的人格，而现代社会却不断剥夺人们作选择的机会。教育界对这个趋势感受最强烈。现在大家已经认定教育的目的是“产生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接着又假定“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能由最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结果大家都认为教育必须避免个人特质。一个孩子要念哪个学校，本来是父母决定的，现在必须交给政府决定了，而政府是用现成的体制行使职权，于是孩子马上就被送到心理学家手中。但是这些心理学家没有深刻的人文素养，所以孩子在他们手中，自然也没有机会深入接触人类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美国，因为还残存一点英国式的个人主义，所以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快席卷全国，不过许多征兆都显示，这个局面也撑不了多久了。自由的根基如果毁坏，自由的表象当然也就危在旦夕了。功利主义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一度看起来只是纯学术的东西，好像对现实生活毫无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只是假象。即使美国一向以自由为傲，号称没有官僚体系约束人民的生活细节，但是现在也开始走呆板的功利主义路线，不容许人有更高理想了。

　　 这个趋势影响所及随处可见。举例来说，内布拉斯加（Nebraska）州马上就有一项法律要生效执行，这条法律规定该州学校不分公立私立，一律不准用英语以外的任何语言授课，而且学童除非接受郡督学的测验，证明已经通过考试，可以升第八年级，否则不能学英文以外的任何语言。[4]换句话说，学童不能在学习语言的黄金时间学习外国语文，并且从法律条文来看，即使拉丁文和希腊文也一样不能学；而等到政府准他们学的时候，又已经太晚了。现代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就是用这种方法处理一项攸关心智成长的学习。除了内布拉斯加州之外，还有几州也通过类似的法律，[5]看来这几州百姓的心智恐怕要永远停滞不前了。

　　 这些法律看起来已经是把蒙昧主义（obscurantism）推行到极致了，但是还有别州的法律比这个更厉害。俄勒冈（Oregon）州在1922年的选举日（ElectionDay）由公民投票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州内每个儿童都必须念公立学校。这样一来，至少低年级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就要关门了，而低年级的教育又是最重要的。如果照目前这种态势发展下去，许多州可能很快就会依样画葫芦[6]，而这条法律一旦实施，一切真正的教育就势必都要被摧毁了。我们想到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的现况，例如教导唯物论、对锻炼心智的活动泼冷水、崇尚伪科学、一窝风鼓励实验心理学……，已经很不能接受了，现在想到这种戕害心灵的教育要套在每个人身上，就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而这些法律的精神和长远的影响又比这些立即的负面效果更糟糕千万倍[7]。公立学校制度本身对老百姓很有好处，但是必须以“完全开放私立学校”为前提，保持自由竞争，才能使公立学校健全发展，不至走偏。实施公立学校制度如果是为了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给想要的人，这是现代世界的一大进步，能使许多人受惠，值得称道；但是如果它变成垄断性的制度，它就会成为独裁者的最完美工具。中世纪的异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钳制思想的手段已经够瞧了，但是现代世界用的方法更是厉害千万倍，他们趁孩子心智正在发展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国家指定的专家，并且不顾父母的想法，强迫孩子进公立学校，让公立学校践踏孩子的兴趣，使孩子不再羡慕深刻的人文素养，然后又把流行的唯物论塞到孩子脑袋里；等到了这个阶段，孩子心里恐怕连自由精神的碎渣也存不住了。现代的独裁者有这种摧毁人心的邪恶工具作帮凶，就远比过去的独裁者更可怕，因为从前的暴君虽然用火用剑，但是心思还没有那么细腻，至少让人思想自由。

　　 今天如果唯物主义与父权主义继续不受限制地发展下去，美国就会真的很快变成一条特大号的高速公路，很漂亮，很一致，但也很单调；各种灵性上的探索都被浇上一大盆冷水，民主精神也会因为老百姓狭隘呆板而退化了。愿神赐我们机会，趁现在还来得及，让我们赶快提出对策，使英国式的自由精神得以重现！可是不管我们想出什么方法，解决我们的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先知道，这个可悲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代几乎没有什么伟大人物了，而且每个人的生活范围普遍都愈来愈窄；物质生活固然改善，属灵生命却也跟着一路走下坡。

　　 现今的世代走到这个地步，我们应该平心静气想想，到底是现代主义好，还是传统主义好？到底是自由主义好，还是保守主义好？只是大家平心静气的时候实在不多。其实现代人的生活既然有这么多可叹的缺憾，我们当然不应该只看一个宗教是孤老还是现代，就判断它是好是坏。如果看到现代宗教就赞赏，听到古老宗教就丢弃，这是极不明智的。正相反，人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实在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古人那么伟大，现代人却那么渺小。我们活在现代世界，一方面享受一切物质进步的成果，一方面也应该反省一下，会不会在赚得全世界的同时，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我们难道要永远被诅咒，永远笼罩在功利主义的阴影下，过一个不洁的生活吗？会不会人类从前拥有一个秘诀，现在失去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一旦找回这个秘诀，人类不是就可以恢复过去的荣耀了吗？

　　 我们要说，这个秘诀就在基督教里；不过这个基督教可不是新神学所说的基督教，而是传讲神恩典的基督教。这个信息现在几乎被人遗忘，就像它曾经在中世纪被人遗忘一样，但是神一定会在祂看为好的时候，使这个信息再次被传扬，那时候就是另一次宗教改革，自由之光也要再次临到全人类了。至于“传讲神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要先弄清楚“不传讲神恩典”是什么意思，然后两相对照，就可以明白了；其实任何一个定义都必须经过这个步骤，才能明白它的意思。所以我们下一章要开始介绍新神学和基督教的差别，心里非常兴奋，因为我们不是在作负面的辩论。我们盼望一旦说明“基督教不是什么”，也就同时说明了“基督教是什么”，使人可以被领回到恩典的路上，远离软弱可怜的光景。

本章译注：
[1]译注：梅晨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念书时，巴顿博士为当时的院长，梅晨神学院毕业前（1904年），巴顿博士就鼓励梅晨以教授新约为终生职志。
[2]引自Francis L. Patton在William Hallock Johnson,The Christian Faith Under ModernSearchlights的简介（1916年，第7页）。
[3]译注：“现代主义”、“新神学”、“新派神学”、“自由主义神学”、“自由派神学”，在本书都是指同一件事。
[4]见内布拉斯加州议会1919年第卅七会期通过的<法律、决议与备忘录>（Laws, Resolutionsand Memorials），第二四九章，第1019页。
[5]请参照俄亥俄州议会的<立法决议文>（LegislativeAct），一〇八卷，1919年，第614页；爱荷华州议会的<决议文和联合决议案>（Acts and Joint Resolutions），1919年，第一九八章，第219页。
[6]在密西根（Michigan）州有一个法案类似俄勒冈州现在通过的法律，这法案在一次公民投票中获得许多票；有人认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这种激情至少还会持续一阵子。
[7]纽约州有一条所谓的“勒斯克法”（Lusk Laws），特别表现出这种糟糕的精神。这条法律有一项针对公立学校的老师，还有一项规定“任何人、公司、企业、或团体，如果要经营、维持、管理任何学校、学院、班级、课程有关任何方面的教学事务，必须先向纽约州立大学申请，并取得执照”；它还规定“每个学校、学院、班级、课程，即使按照本章规定已经取得执照，还必须接受纽约州立大学主管或人员视察。”（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921年，卷三，第六六七章，第2049-2051页）。这法律牵涉太广，即使交给战前高效率的德国政府，或是俄国沙皇的情治系统，恐怕也无法贯彻执行。这法律既然有窒碍难行之处，就看执法者如何存心，如何运用了；而纽约州民也必须长期忍受私生活可能被打扰的不便，因为州政府如果要认真执行“视察任何方面的教学课程”，势必会闯入州民的私人生活。这法律有一个排除条款，声明“本条款自生效之日起，公认正派的宗教团体中，各宗派或教派已经设立并运作的学校，或是后来设立并运作的学校，不须申请执照”，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立法精神特别糟糕。我们当然高兴现有的教会可以暂时不受这法律威胁，但是对现存的教会客气，其实是大开宗教自由的倒车，因为它对现有的大教会客气，就是排斥日后的新兴教会。其实任何政权都会宽容现有的宗教，即使罗马帝国也是这样；可是宗教自由应该是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不管是新兴宗教，还是传统信仰，是大宗派，还是小宗派。这条法律虽然还有其他的排除条款，但是它的压制本质丝毫未减。这条法律固然一定会造成立即的负面影响，但是它背后显出美国人民的心态，更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一个能忍受如此荒谬法律的人民，已经远远偏离美国当初建国时强调的自由精神了。真正爱国的人不会遮掩这种事，而是要提醒全国同胞，当初祖先们流血拼命，所捍卫的伟大精神到底是什么。还好这个“勒斯克法”有被撤销的可能，不过如果真的被撤销，我们还是要引以为鉴，知道我们只有不断警醒，才能确保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