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大家怎样看待教会中的新神学，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这已经不纯粹是学术讨论了。今天不是只有神学院或大学才受新神学影响，而是整个教会的基要信仰都受新神学的威胁了；主日学的辅助教材、教会讲台、出版界……，都是新神学猛烈攻击的目标。有些敬虔人士认为面对这样的攻击，解决之道就是废除神学院，放弃用科学精神研究神学。但是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真正的解决之道，应该是更加热切追求真理，而且一旦发现真理，就更加忠心持守。
不过神学院与大学还是比一般的地方更能看清楚这个争议的根源。神学生通常已经不再用传统的辞汇认定他们的信仰了，赞成新神学的人在神学院也可以轻轻松松装出一副不违背传统宗教的样子，但是他们在教会就没那么容易混过去了。我们深信坦白很重要，对所有人都一样。神学院老师也是人，不想得罪人也不能算错，只是有些神学院老师把不得罪人看成最要紧的事，以致常常接近说谎边缘，这是最不好的。有些神学院老师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自己的观点有多么激进，但是他不愿意说真心话，因为舍不得放弃教职的光环，这种和稀泥的态度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反过来说，一个人只要渴慕真光，不管他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我们彼此都还能有共鸣之处。
如果新神学是借用传统基督教术语，企图鱼目混珠，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术语一一剔除，看看新神学骨子里到底是什么？简单说，我们要知道新神学与基督教到底有什么不同？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作，恐怕还没跨出第一步，问题就来了。新神学的信徒会说：“老弟，你要我讲清楚新神学的教导与基督教的教导有什么不同？算了吧，教导其实并不重要，今天也没有人对教导有兴趣。至于信经（creed），只是基督教不变的内在经验，在历世历代呈现出来的不同面貌罢了。不管是哪个信经，只要表达出那个内在经验就好了。新神学的教导也许与传统基督教的教导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归根究底来看，可能本是一家人。”
现代人通常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教义（doctrine）的反感，可是他们真的只是反对教义本身，还是对某些教义特别没有好感？对许多新神学的信徒来说，虽然后者才是实情。新神学也讲教义，而且竭力持守，毫不退让，和历史上许多基督徒护卫信经中的教义热忱没有两样。举例来说，新神学主张“神是每个人的父亲，每个人彼此都是兄弟”。我们后面会说明，这与基督教的教义抵触，但这还是如假包换的教义，而且他们会为这个教义辩护。新神学看起来好像反对所有的神学，其实他们只是反对某一种神学，因为他们赞成另一种神学。他们想避开神学争论，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有时候新神学也确实是反对教义本身，而不是反对某个教义。如果遇到这种新神学信徒，我们在讨论他们有没有道理之前，至少应该先弄清楚他们真实的心态。
他们的心态其实很简单，他们根本是怀疑主义（skepticism）者。他们心里其实想说：“如果每个信经都同样真实，却又彼此抵触，那么这些信经其实同样不真实，或者至少同样不确定”。这样一来，我们就变成在玩文字游戏了。说到认为每个信经都同样真确，而且都是根据经验，这其实是走不可知主义（agnosticism）的回头路。这个不可知主义在五十年前还被视为基督教的大敌，今天却登堂入室，被基督教奉为上宾，只是它并没有因此就从敌人变成朋友。基督教对信经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基督教认为信经不只是表达基督徒的经验而已，其实基督徒的经验是以某些事实为基础，而信经正是说明这些事实。
可是有人会说：“基督教是一种生活，不是教义”。有些人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看起来敬虔，其实错得离谱，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可以看得出来。“基督教是一种生活”是陈述历史，而不是陈述理念。说“基督教是一种生活”,和说“基督教应该是一种生活”，或者“理想的基督教是一种生活”，是很不一样的。“基督教是一种生活”这句话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就像“罗马帝国在尼罗当皇帝的时候，有自由民主”这句话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一样。我们可以说：“如果罗马帝国在尼罗当皇帝的时候有自由民主，那就太棒了”，但这句话不是在讲历史。历史只问：“罗马帝国在尼罗当皇帝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自由民主？”。基督教是一个历史现象，就和罗马帝国、普鲁士帝国、美国是一个历史现象一样。既然是历史现象，就得用历史证据检验。
这样一来，如果有人问：“基督教只是一种生活，而不是教义？”，我们就必须查考基督教的起源，才能回答。要弄清楚基督教是教义还是生活，其实并不需要信基督教，只要有基本的常识和起码的诚实就够了。我们可以用企业作比喻：每个企业都有章程，说明这个企业的宗旨，这个企业也必须按照它的章程来运作。世界上可能有许多事，确实远比这企业的宗旨重要千万倍，但是如果这企业的主管自作主张，动用这企业的名义与资源，作那些确实更重要的事，他还是作错了，因为他越权；基督教也是一样。基督教刚创立的时候，第一批信徒无权决定基督教以后要怎么走，这点我们完全理解；但是对那些后来决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来说，基督徒的第一批信徒有权制定一些规范，让后来这些基督徒遵循。如果有人说：“基督教已经过时了，要有新宗教取而代之”，我们并不见怪；但是如果有人问：“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必须查考基督教的起源才能回答。
基督教的起源是一个相当明确的历史现象；拿撒勒人耶稣死后没有几天，基督教就开始了。耶稣受死之前发生的事很难说它是基督教，就算它是基督教，也还没有定型。至少“基督徒”这个名称是耶稣死后才有的，它的内涵也是新的。显然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并且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伟大的运动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从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世界，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基督教。
保罗书信保存了一些这个运动早期的历史资料，每一个认真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些书信确实是一位第一代的基督徒写的，他直接认识当年在耶稣身旁的那批人，这个运动就是这批人后来在耶路撒冷发起的。这些书信也把这个运动的基本特质讲得一清二楚。
上面这些历史证据至少能使我们确定一件事：基督教在刚开始的时候，不只是一种现代主义气息浓厚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以一篇信息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当成一个运动，那么这个运动不是只根据感觉，也不是只根据一套工作计划，而是根据一些事实的记载；换句话说，它是根据教义。
当然这对保罗本人应该没有问题，保罗对教义不但很关心，甚至可以说教义是保罗生活的基础，不过他对教义的热诚并没有使他心胸狭窄。当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非常宽容的态度，有<腓立比书>为证。当时在罗马似乎有些负责教导的基督徒嫉妒保罗。保罗如果是自由身，他们就只能作第二把交椅，但是保罗现在被囚，他们就出头了。他们想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他们传基督甚至是出于嫉妒与纷争。简单的说，这些人把传福音当成是满足一己之私的手段，真是卑鄙极了；但是保罗不为所动，他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腓一18）。这些人传福音的方式固然不对，不过福音本身的信息没错。保罗对福音信息内容的关切远超过福音传讲的方式，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宽容的态度了。
不过保罗在宽容之前会先分辨，他的宽容是有尺度的，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举例来说，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可就一点也不宽容。那里也有传福音的人与保罗作对。可是保罗一点也不宽容他们。他甚至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加一8）保罗为什么对这两批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什么对罗马那批人他就宽容，对加拉太这批人他就诅咒？答案很清楚，保罗在罗马宽容，因为与他作对的人传的信息还是正确的；对加拉太那批人他不宽容，因为他们的信息内容错误。在这两件事上，保罗的态度与对方的人格无关。在加拉太的那批犹太教师显然动机也不纯正，保罗在信中也点出他们心术不正，但这不是他反对的理由。那批人虽然品格显然很差，但是保罗说即使他们是天上来的天使，保罗还是照样反对。保罗反对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教导错误，他们把真福音换成假福音，这假福音其实根本不是福音。保罗根本没有“这福音可能对这人适用，对那人不适用”的念头，也丝毫没有实用主义的毒害。保罗相信福音信息是客观真理，他一辈子都为这个真理奉献心力，努力不懈。基督教对保罗来说不只是生活，也是教义，而且是先有教义，然后才有生活。[1]
可是到底保罗的教导与那些犹太教师的教导有什么不同？是什么使他写出<加拉太书>这封伟大的护教书信？对讲现代主义的教会来说，这差别太琐细了，只有神学家才感兴趣。那些犹太教师至少在下面几点都与保罗看法完全一致：
一、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反对保罗对基督位格的看法；
三、他们丝毫不怀疑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四、他们更相信必须信耶稣才能得救。
但是问题出在他们认为光信耶稣还不够，还得加上点别的。他们认为基督作得还不够，信徒还得自己努力守律法，才能补足基督作得不够的地方。这点差别在现代主义者的眼中，恐怕是微不足道。保罗和那些犹太教师其实都相信“遵行律法有更深的含义，并且与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是他们的“得救三部曲”顺序不同，而且可能还不是时间顺序不同，只是因果顺序不同。
保罗的“得救三部曲”是：
一、先信耶稣；
二、在神面前称为义；
三、接着马上开始遵行律法。
那些犹太教师的“得救三部曲”则是：
一、先信耶稣；
二、尽可能遵行律法；
三、被称为义。
对满脑子现代主义，又“请求实际”的基督徒来说，这差别太琐细了，太难捉摸了。他们在实用层面有那么相合之处，相较之下，这么一点差别实在不值一提。如果当初犹太教师赢了，那么那些外邦城市虽然都得守摩西律法，包括一些不合时宜的礼仪，但是想到那些城市也会一个接一个地信主，该有多棒啊！保罗如果识时务，当然应该与那些犹太教师合作。他们的看法不是几乎一致吗？保罗当然应该为大局着想。基督徒不是要合一吗？
不过事实上保罗完全不这么想，其他使徒也一样，而且就是因为这缘故，基督教才能屹立不摇直到如今。保罗看得很清楚，他传的福音和那些犹太教师传的福音，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是差之毫厘，但其实根本是良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一个讲功德，一个讲恩典。如果基督救我们，只救了一半，哪怕是一大半，都还表示有一小段差距是我们自己要补上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仍然受罪恶辖制，没有盼望，因为不管那段差距多小，只要我们的良心还有功用，就会承认我这个人实在可怜，虽然一再想要行善，却总是补不满那段小小的差距，因为我们的心灵完全被罪玷污了。我们这样作，其实是走回头路，使我们一直在神面前计算，看看那段差距到底有没有补满，其实这是走不通的死路，只能使我们重回律法以下，被律法捆绑而呻吟。这种“靠我们的功德补足基督没有作完的工作”的想法，骨子里其实根本就是不信。基督如果不是作成了一切，就是什么都没作，不会只作一半。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把自己交托给他，毫无保留，并且仰望他的怜悯，在一切的事上相信他。
当然保罗才是对的。他和那些犹太教师的差别，不只是神学上的讲究，而是直接牵涉到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有首诗歌说：“照我本像，无善足称；唯你流血，为我受惩”，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竭力护卫持守的信仰。如果那些犹太教师得胜，就不会有这首诗歌了；如果基督教少了这首诗歌所表达的内涵，就根本不是基督教了。
这样看来，保罗显然不是赞成一种没有教义的信仰。他很看重福音信息中的客观真理，他对这些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比什么都更有兴趣。一个认真的历史学者即使不认同保罗的信仰，恐怕还是会承认保罗重视教义。有时候新神学简直是断章取义，曲解保罗的话，让人误以为保罗站在他们这边，但是要保罗让步可没那么容易。新神学想让头脑简单的基督徒（包括新神学信徒自己）以为新神学与保罗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但这只是假象。保罗不是只对耶稣的伦理原则有兴趣，也不是只对一般宗教伦理原则有兴趣而已。正好相反，他对耶稣救赎的工作，以及这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果效有兴趣。他主要的兴趣是基督教的教义，而基督教的教义不只是这信仰的前提，更是核心。如果有人硬把教义与基督教分开，就得先把保罗的思想连根带叶挪去。
不过有人不怕基督教没有保罗，他们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保罗，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好好的”，他们甚至觉得保罗把教义带到教会生活里，反而使基督教失去了原始风味；基督教原本没有教义，这不正合新神学的胃口吗？
这种看法显然禁不起历史检验，事情也没那么简单。确实有许多人想把保罗的思想从原始基督教抽离出来，也有许多人想证明“保罗把一个新的精神带进基督教里”，甚至想证明“保罗其实创立了一个新宗教”[2]，可是都没有成功。保罗书信显示，保罗的精神与耶稣门徒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初代教会如果缺乏这种一致性，我们就搞不懂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了。基督教有教义，这个基本特质当然不是保罗首创的，这从保罗书信中所显示他与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3-7节这段宝贵的信息也清楚说到，保罗如何从初代教会那里领受教导。这个最起初的教导是什么？是“神是每个人的父亲”？是“每个人彼此都是兄弟”？还是像新神学的信徒一样，对基督的性情作番含糊的赞美？都猜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初代教会的使徒说的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基督教的福音一开始就是在报告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福音”的意思其实是“好消息”，既然是消息，就已经暗示我们是在报告一件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基督教一开始就把这件事的意义讲清楚了—“把这件事的意义讲清楚”，这就是教义了。“基督死了”是历史，“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教义，这两项要素必须紧密相连，否则就没有基督教。
这样看来，初代教会传福音，显然不是只勉励人说：“拿撒勒人耶稣一生在地上很了不起、很敬虔、很孝顺，让我们一起接受他生平的影响吧！”。接受新神学的历史学家一定以为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其实根本没说过这种话。我们可以想像，耶稣的门徒在经历耶稣受死的震撼时，可能会默想他的教导，他们可能会对自己说：“即使那位教我们这样祷告的夫子已经死了，用‘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称呼神，确实蛮不错的”。他们可能照着耶稣教导他们的伦理原则行事，心中一直悬念一个模糊的盼望，就是那位教导他们这些原则的夫子并没有死，而是越过死亡，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世间罢了。这种想法对新神学的信徒可能很自然，但是彼得、约翰、雅各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耶稣曾经使彼得、约翰、雅各有极大的盼望，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使他们的盼望全垮了，单单回想这信仰的精神与理论的原则，无法重新点燃他们的盼望。耶稣的门徒显然在各方面都差耶稣一大截，他们不明白耶稣崇高的属灵教导，甚至大难临头还争论谁为大，那么一旦他们的夫子死了，他们还能成什么气候？夫子同在的时候，他们都这么软弱了，那么一旦夫子离开，他们岂不是要垮了？[3]
可是这些软弱沮丧的人，在他们的夫子死后没几天，就带出一个空前盛大，也是最重要的属灵运动；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么惊人的改变？是什么因素使这些软弱胆怯的门徒成为征服世界的属灵英雄？显然不是因为他们回忆起耶稣的生平，因为那只会让他们更悲伤。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始传道之前的这几天之间，显然得到某种新的装备，使他们可以胜任这项事工。这个新的装备是什么？我们先不谈基督徒的观点，认为他们在五旬节那天从神领受了圣灵；我们只从表面来看，这装备显然不是他们领悟了什么永恒的原则，而是一篇历史信息，一件刚发生的事，就是“他复活了”。门徒一开始就是用这个信息征服世界的。[4]
可是这个复活的信息不是凭空来的，这信息与耶稣受死有关。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受死不是失败，而是神的恩典得胜。这信息与耶稣在地上经过的每件事都有关。我们现在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是神的安排，罪人藉此得救。初代教会不只关心耶稣所说的，更关心耶稣所作的。世人是因为有人传扬一件事而得救赎，而且不只传扬一件事的发生，也同时讲明这件事的意义—“讲明这件事的意义”就是教义了。基督徒传福音总要包含这两个要素：一、讲述一个事实，这是历史；二、说明这个事实的意义，这是教义。“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害，被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是历史，“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教义。这是初代教会的基督教。
不过有人会说：“即使初代教会要靠教义，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挣脱教义啊！我们可以不靠初代教会，单单来到耶稣面前。没错，我承认撇下教义就是撇下保罗，甚至初代耶路撒冷教会，甚至连他们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也得一并撇下，但是我们在耶稣里面，也许还是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简单的宗教，没有教义的宗教。”这就是“回到基督”（Back to Christ）这个现代主义的口号真正的意义。
我们真的必须走到这一步吗？这一步显然非同小可。基督教这个伟大宗教的能力是由它所传讲的信息而来，这个信息的内容是基督的救赎工作，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大家恐怕早就忘记耶稣和他的门徒了。基督徒历世历代鼓动风潮、震撼人心，核心思想就是这个信息，现在却有人要我们相信“那个过去一直带给基督教能力的信息，原来是天大的误会，是起初那批信徒误解了基督的生平与工作，反倒是我们这批现代人首先察觉这现象”。即使这说法正确，即使基督的教导真的就像新神学所说的，我们还是大可质疑这个宗教是否还可以称作“基督教”，因为“基督徒”这名称是在那批信徒“误会”了基督的教导，却又带出极大改变之后，才被人用来称呼那批信徒的。“基督徒”这个名称用了一千九百年，已经与这个信仰产生牢不可分的关系，现在忽然要它指另一个信仰，这样作是否恰当，实在大有问题。如果初代基督徒与基督真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们就应该想一个新名字，让人一看就知道耶稣当初创立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另一个简单的信仰，一个没有教义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一千九百多年来都不见天日，直到今天才被现代人发现。即使这种说法成立，新神学与基督教还是有差异。
可是这种讲法显然太奇怪了，根本站不住脚。新神学说：“耶稣的门徒把基督教的根基放在一件事情上，这悖离了基督的教导”，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耶稣本人显然也是这样作。耶稣并不认为只要发表信仰准则和伦理原则就够了，把耶稣描绘成一位圣贤，和孔子一样只讲做人的道理，这只是让那些对历史问题敷衍马虎的人满意（魏尔兹就是个例子）。我们如果认真研究历史，是不能苟同这种说法的。耶稣说的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时主要的宣告是“有一个国要降临”。耶稣显然认为神的国降临是一件事，或是一连串的事。没错，耶稣确实也认为神的国现在真实显现在人的心里，从某个角度来说，耶稣确实也说这个国度已经降临，这些我们都不怀疑。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如果缺少这一面就不完全，可是我们也不能没有另一面的教导，就是“这个国度是因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降临的”。如果耶稣认为天国是藉着一件事而降临，那么他的教导在这个关键点上就和初代教会相似。不管是耶稣本人，或是初代教会，都不认为只要传讲一个普遍而恒久的信仰原则就够了。他们都是以一件发生过的事作为他们信息的基础，只是耶稣说这件事还没发生，耶路撒冷教会则说这件事至少第一幕已经发生了。耶稣宣告说这是将要来的事，门徒则宣告说这件事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发生了。要紧的是他们都确实宣告一件事。耶稣显然不像新神学的信徒那样，只是发表永恒的真理而已。耶稣在作一件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事，他清楚知道自己正处在时代的转捩点，有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正要发生。
可是耶稣也不是只传讲一件事情而已，耶稣同时也传讲这件事情的意义。只是一件事通常要等它发生之后，我们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义，所以如果耶稣真的来宣告一件事，并且使这件事发生，那么他的门徒把这件事的意义讲得更清楚，也不算悖离耶稣的本意。耶稣在地上没有把这事的意义讲得那么完全，也是因为时候还没到，不适合把它讲得完全。耶稣其实还是有说出这件事的意义，显明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基础，只不过耶稣是用预言的方式来说罢了。
如果福音书中关于耶稣教导的记载真的都是耶稣说的，那么耶稣当然有这样教导，而且是大声疾呼。可是即使人不承认约翰福音，甚至其他三卷福音书也用最严厉的批判加以检验，还是无法把这个部分从耶稣的教导中除去。福音书记载耶稣在最后晚餐论到他将要受死的那段话，以及马可福音十章45节所记载“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的这段话，都经过激烈的辩论。一个人如果相信这些话真的是耶稣说的，就很难再持守新神学的教导了；但是如果要靠任何批判理论除去这些教导，同样也很难。不过我们现在关心的还不是这些话是真是假，我们更关心一个普遍的概念，就是耶稣显然不认为只要传讲一项永恒真理就够了。耶稣一定曾经宣告过“有一件事将要发生”，也一定讲过一些这件事的意义，而只要他讲过，那么不管他讲得多简单，这都表明他不是在宣扬一个不讲教义的信仰，也不是在宣扬一个虽然讲教义，但是教义内容只有永恒原则的信仰。耶稣这样作，表明他是在宣扬一个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信仰。他这样作，是把自己和新神学划清界限。今天有人称这种新神学为基督教，其实是不对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稣的教导也是以教义为基础的，我们这样说，因为福音书用极大的篇幅介绍耶稣“这个人”，而耶稣的教导也是以耶稣“这个人”为基础。常有人说耶稣在福音书刻意不提他自己的位格，只以“最大的先知”这个身份出现，这是新神学在描述耶稣生平时的基本思想。这种说法非常普遍，但也错得离谱。有趣的是，接受新神学的历史学者一旦认真处理历史资料，就不得不承认，耶稣其实不是他们所讲的那样。像张伯伦（Houston StewartChamberlain）[5]这种人可以塑造出一个“拥护单纯信仰”的耶稣，说这个信仰“不讲形式”，“没有教义”，但是一个学者只要受过历史训练，不管他们心里喜欢哪种说法，他们都得承认，就算有人使出浑身解数要把耶稣往他们做好的模子里套，那位真实的耶稣身上有些东西，是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套不进去的。信奉新神学的历史学者海特慕勒（HeitmÜller）有句话颇堪玩味：“耶稣身上有些东西几乎是不可思议”。[6]
这个“不可思议”的东西与“耶稣意识到他是弥赛亚”有关。耶稣这位新神学的靠山，公义的教师，纯然不沾人意，让一向主张“一切宗教的教义都有人为的历史因素，如果把这些人为因素除去，就可以让信仰重现它没有教义的原始面貌”的新神学信徒奇怪的是，这样一位启示永恒真理的绝顶人物，居然会认为自己是一件惊天动地大事的主角，还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万民。耶稣就是把自己当成是弥赛亚这号人物。
我们可以来看新神学如何处理“耶稣自认是弥赛亚”的问题，会发觉很有趣。像魏尔兹这种人几乎是避而不谈，他们根本不讨论这是不是历史事实，干脆把它当成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只顾把耶稣建构成为一位拿撒勒的圣贤，根本不让这个问题困扰他们。这样建构出来的耶稣，也许能帮新神学沾一点耶稣的光，魏尔兹先生或许会发觉，这么一来就可以藉着“每个人彼此都是兄弟”这个充满爱心的模糊观念把耶稣与孔子并列了。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耶稣根本不是历史人物，纯粹是想像中的人物，是一个象征，不是事实。
其他比较认真的新神学信徒意识到这问题，但他们的作法是“否认耶稣曾经自认为弥赛亚”，而且他们不是凭空否认，而是直接批判福音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伍瑞德（W.Wrede）[7]。这是个聪明的做法，但是也没有成功。我们不是只根据历史文献，就说耶稣曾经自认为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这种观念也是教会组织的基础。魏斯（J.Weiss）认为，如果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只知道神的国要降临，如果耶稣把他在神国中的角色隐藏起来，不向门徒说他是弥赛亚，那么当门徒后来转忧为喜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除了说“耶稣虽然死了，但是他预告的神国真的会来”之外，还说“耶稣虽然死了，但他是弥赛亚”？魏斯这番话说得真好。任何人不论是接受福音书的见证，还是接受新神学的自然主义，都无法否认“耶稣确实曾经宣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事实。[8]
我们只要仔细查考福音书，就会发现到处都记载“耶稣自认是弥赛亚”。福音书中即使那些公认伦理意味最浓的部分，查考之后仍然可以看出它是以“耶稣宣称他是弥赛亚”为基础，登山宝训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现在大家都流行把登山宝训和新约其它部分分开来看，说：“我们不要和神学有瓜葛”、“别再谈神迹、赎罪、天堂、地狱了，我们只要有马太福音七章12节的金律（GoldenRule）就够了。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许多简单的生活准则，已经可以让我们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了”。这种说法实在很奇怪。如果有人说：“耶稣虽然讲了许多话，但是其中只有这么一小部分有价值”，这对耶稣实在相当不敬。但即使是登山宝训，也不是那么简单；它的内容远比一般人以为的更丰富。有人说登山宝训没有神学，其实它的神学最耀眼，尤其它对耶稣位格的描述，是人类表达的极限。整段登山宝训都在一股异常权威的笔调下写成，例如反复出现“只是我告诉你们”，就显示耶稣的话与圣经的话具有同等的权威；耶稣还宣称他有权柄为天国立法。有人说：“耶稣认为自己是先知，被圣灵引导，奉神的名说话，所以才会表现出这种权威的口气”，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请问哪位先知说过这种话？众先知只说“耶和华如此说”，耶稣却说“我说”。耶稣不只是一位先知，也不只是一位宣扬神旨意的谦卑人物而已。他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他说话的口吻如果换了别人，就是亵渎，也很荒谬。马太福音七章21-23节记载耶稣说：“凡称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段经文在某方面很符合新神学的胃口，因为他们把它解释成“一个人只要在对待别人的表现上大致完美，就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至于认信、与耶稣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免了”。他们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洋洋得意，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刚好相反，因为按照这段经文的说法，人类在永恒里的命运，是由耶稣的话决定。耶稣这段话其实显示，他自己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宰，按自己的意思审判万民，决定哪些人要失去祝福，不能与他永远同在。这样的耶稣显然与“新神学的靠山”、“谦卑的公义教师”这种形像差了十万八千里。显然即使是新神学自己精挑细选的登山宝训，还是逃不出神学。登山宝训整篇的教导都是耀眼的神学，以耶稣的位格为中心信息。
可是新神学的信徒还是会问：“难道这个神学非得留在登山宝训里，不能把它拿走吗？”、“我们不能把登山宝训中这个耀眼的神学剔除吗？”、“光讨论登山宝训的伦理思想不也就够了吗？”他们会这样问，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可是我们必须大声回答说：“不可能！”，因为光凭这段谈话的伦理意义，根本产生不出半点果效，马太福音七章12节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真是一条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吗？它真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吗？稍微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就知道不是这回事，你可以试试看用这个原则帮助一个酒鬼，就知道新神学这段经文的解释不可靠，因为酒鬼的同伙已经把这个原则用得滚瓜烂熟了。酒鬼甲希望酒鬼乙怎样对待他？掏腰包买酒让酒鬼甲喝个痛快！所以酒鬼甲就这么对待酒鬼乙，掏腰包买酒让酒鬼乙喝个痛快。这样一来，金律反倒成了阻碍道德进步的罪人了！其实问题不在金律本身，而是新神学对它的解释。新神学误以为金律和其它的登山宝训都是对所有世人说的，其实整篇登山宝训显然都只是对耶稣门徒说的。世人和耶稣门徒显然有极大的差别，金律的对象是门徒，他们是一群内心已经产生极大改变的人，而且这改变使他们适合进入神国；这些人没有不洁的私欲，只有他们才能实行金律而不出乱子，因为他们希望别人以高尚纯洁的方式待他们。
不只金律这样，整篇登山宝训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登山宝训看成是一个新律法，那么这个律法本身只能让人绝望。新神学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金律与耶稣告诉我们的高道德标准，正合他们的胃口，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其实如果进神国的标准真的像耶稣说的那样严格，我们就都完蛋了。我们甚至连法利赛人与文士守律法的外貌都达不到，怎么能达到耶稣要求我们内心的公义标准？这样看来，一个人如果正确解释登山宝训，应该是使人求神用某种方式搭救他，使他可以进天国。甚至连摩西的律法我们都构不上了，何况耶稣更高的标准？在这标准面前，有谁不被定罪？登山宝训和新约其它部分一样，其实是引人来到十字架面前。
即使是耶稣第一批的门徒也知道，单单有人指引他们方向还不够。只有走马看花的福音书读者才会以为耶稣与门徒只是师生关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哲学家，呼召人作他的学生，而是宣告他满有神的恩典。新神学也许不知道这点，但是至少门徒知道。门徒内心最深处知道，他们无权在神国站立，他们知道只有耶稣才能使他们进入神国。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耶稣怎样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他们确实知道他能作，而且只有他能作。这种信靠的心正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几百年后基督教发展出许多伟大的信经，而每个信经的神学都萌芽于这种信靠的心态。
讲到这里，有人会反问：“难道我们不能像新神学说的，回到当初门徒这般简单的信靠吗？”、“我们难道不能别再问耶稣怎么救我们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单单来到他面前吗？”、“何必再弄清楚‘有效恩召’是怎么回事？”、“干嘛再把‘称义’、‘儿子的名分’、‘成圣’一样一样讲明白？”、“干嘛说有了这几样会使我们今生得到什么好处？”；他们甚至觉得像耶路撒冷教会那样讲基督救赎的步骤也可以免了。他们会问：“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有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应该信靠一个人，而不是信靠一篇信息吗？”、“我们不是应该信靠耶稣，而不是信靠耶稣所作的事吗？”、“我们不是应该信靠耶稣的性情，而不是信靠耶稣的受死吗？”
这些话听起好像很有道理，只可惜也都是空话。请问，我们真的能回到加利利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许多人来到他面前，可是我们能和他们一样，与他们有相同的经历吗？我们能听见耶稣对我们说“你的罪赦了”吗？这些问题很严肃，我们不能糊里糊涂混过去。耶稣在一千九百年前就死了，这是一个事实。第一世纪的加利利人可以信靠耶稣，因为耶稣可以当场帮助他们；对他们来说，生活中如果碰到什么问题，很简单，只要挤进人群里，或是把自己从迦百农的一个屋顶上缒下来，就遇见耶稣了。但是我们呢？“唯独耶稣能帮助我们”这句话固然没有错，但是我们与耶稣隔了一千九百年，我们怎么越过这一千九百年的鸿沟？
有人用一种办法越过这一千九百年的鸿沟，就是一面读相关的历史，一面想像自己活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会说：“耶稣没有死，因为有人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了，耶稣可以透过这些记载，继续活在人的心里。我们甚至不必相信全部这些记载，只要相信其中一部分就够了，福音书里任何一个故事都散发出耶稣美妙的性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认识他。我们单单来到他面前就好，不需要神学、不要看神迹，更别起争论，只要让耶稣散发魅力，投到他怀中，他就会医治我们了。”
这些话当然有几分道理。我们必须承认，耶稣确实仍然活在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读福音书，不是只读一篇死板的叙述，更是感受到一位活生生的人。我们与当年那些迦百农会堂的人一同惊讶这个新道理；当年耶稣说了一些“甚难的话”使人厌弃，那一小群门徒却仍然有信心跟随他，这群门徒的心情我们也能体会。当时有人身体有病，或者心灵受伤，结果蒙医治，得释放，我们也分享他们的喜乐。他奉差遣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样的爱与怜悯我们都感受到了。这实在是奇妙的故事，一点都不刻板，每一幕都洋溢着生命的大能。
福音书里的耶稣当然又真又活，但是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要把一步跨得太大了。耶稣活在福音书里，这当然绝对正确，我们与他的关系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活在二十世纪，怎样才能与他发生关系呢？他早在一千九百年前就死了。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生平，那只是世人活过千万遍的肉身生命，而且他以这肉身的生命活着的时候，我们没份与他相交。论到耶稣肉身的生命，我们是台下的观众，不是台上的演员。耶稣肉身的生命毕竟只是那人生舞台中飘忽不定的生命。我们安静坐在戏院里看这出引人入胜的戏剧，有人罪得赦免，有人病得医治，有人被耶稣鼓励，有人蒙耶稣眷爱，高潮迭起，吸引我们全神贯注，看那些劳苦担重担到耶稣面前的人得安息，也就暂时忘记自己的问题了。但是当我们合上福音书，整出戏也跟着落幕，我们就又回到自己枯燥的生活里了，刚刚那个理想世界里的种种温暖喜悦，也都如朝露一样的散去，而且“从梦幻醒来，现实的感觉加倍强烈”。可惜我们不能把彼得、雅各、约翰的生平再活一遍，只能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继续面对自己的问题、痛苦、和罪恶，也继续寻找我们的救主。
别骗自己了！一个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拉比，绝对不能解决我们的灵魂问题。任凭我们把这位拉比披上新神学研究的外衣，打上现代主义情感的灯光，还是无济于事，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常识，就能拆穿这些假象。我们不过是暂时麻醉自己一下，一旦醒来，绝望的感觉就要反扑，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可是新神学会说：“我们满足于这位‘历史的’耶稣，这位宣告神国降临的伟大夫子，不就是回到福音起初的纯朴模样了吗？”。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至少在历史中的某段时间，这种说法还不算错得太离谱。这样作确实是回到教会最早期的样子，只是场景不是加利利的春天，因为加利利人的救主是活的。门徒只有一段时间和新神学的信徒一样，只能回忆耶稣的言行，这段时间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前，门徒伤心绝望的那三天”。只有在那段时间，门徒把他当成是一个宝贵的回忆，说“我们一直以为来拯救以色列的就是他”（今日圣经—意译本新旧约全书）。既然说“过去一直盼望”，就表示现在不盼望了。[9]我们要和新神学一同待在这黑暗无光的日子里直到永远呢，还是要从这黑暗里出来，迎向五旬节的光明喜乐呢？
我们如果只注意耶稣的性情，却忽略他为我们所作的工作；只注意耶稣这个人，却忽略他的信息，就一定永远在黑暗里。我们可以充满喜乐，不再忧伤；大有能力，不再软弱，但不是靠妥协，不是靠回避争议。我们如果抓住耶稣，却不听福音，我们就仍然忧伤软弱。门徒原本软弱胆怯，什么因素使他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变成征服世界的属灵英雄？不是因为他们回忆耶稣生平，也不是因为他们过去与耶稣同在，使他们得着灵感，而是一个信息，就是“他复活了”。就是这篇信息，使门徒有一位活的救主，也只有这篇信息，才能使我们今天同样有一位活的救主。我们如果注意耶稣这个人，却忽略他的信息，就永远不会与耶稣有生命的关系，因为正是这篇信息使耶稣成为我们的耶稣。
但是基督教的信息还不只复活而已[10]。知道“耶稣活着”还不够；知道“有一位奇妙的耶稣在第一世纪活着，今天仍然以某种方式活在某个地方”，也还不够。耶稣活着，很好，但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和当年的叙利亚人或腓尼基人一样，知道有耶稣这位奇妙的人物，能医治身体灵魂一切的疾病，只可惜这位耶稣不在我们中间，路又太远了。我们要怎样才能与他在一起？我们要怎样才能和他建立关系？对耶稣那时候的加利利人来说，耶稣伸手摸他，或是向他开口说话，他与耶稣就建立关系了；但是对我们来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在湖旁或挤满人群的屋内找到他，当耶稣在挤满人群的房间里与文士法利赛人同坐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把自己从屋顶缒到耶稣面前。如果我们只是用自己的办法寻找耶稣，就只能空手而还。我们要寻见我们的救主，一定需要有人引导。
而新约圣经正可以在这方面引导我们，既完全，又简单，完全到足以除去一切疑惑，简单到连小孩也能了解。照新约圣经的说法。我们能与耶稣发生关系，是靠耶稣作的事，并且不是靠耶稣为别人作的事，而是靠耶稣为我们作的事。圣经记载耶稣为别人作的事确实也很要紧，我们读到耶稣如何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赦免罪恶，就知道耶稣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而且靠得住。但是对基督徒来说，“知道耶稣靠得住”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知道耶稣靠得住”还不够，必须“知道他愿意我们信靠他”才行；“知道他拯救了别人”还不够，必须“知道他也拯救了我们”才行。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也拯救了我们呢？答案是十字架。耶稣不是只用指头探我们的耳朵说“开了罢！”而已，也不是只向我们说“起来行走！”而已。他为我们作了一件更大的事，就是为我们死。我们的罪何等可怕，神的律法定罪我们何等严厉，但是神有恩典，作了一件事，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都涂抹了，所以我们可以与他相近，使他不只是多年前加利利人的救主，也是你我的救主。
这样看来，光说信靠耶稣这个人，却不相信他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信靠是空的，因为要先建立关系，才谈得上信靠，而我们要与耶稣建立关系，靠的就是这个神圣的十架神学。如果我们没有罗马书第八章，只有耶稣在地上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只是远在天边的故事，不能给我们生命。有了罗马书第八章的信息，才使耶稣成为我们今天的救主。
有人以为他可以不接受耶稣受死与复活的信息，却还能说他信靠耶稣这个人，其实他们的心态并不是信靠，而是仰慕或尊崇。他们尊崇耶稣是有史以来最高超卓越的人物，也启示神最高的旨意，但是这位崇高的人物必须向我们施展他拯救的大能，我们才能信靠他。“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他是神本体的真像”只是尊崇，“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才是信靠。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叙述一件历史上发生的事，和这件事的意义。这句话基本上已经包括了整个救赎神学，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使我们得赎。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就是信靠。
这样看来，我们如果要一个“没有教义的信仰”，或是一个“只以一般真理为教义的信仰”，我们不但必须舍弃保罗、舍弃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甚至必须舍弃耶稣。不过我们也必须说清楚，这里的“教义”是指“基督教信仰中最基本的事实”，以及“这事实的真正意义”。可是教义只有这个意思吗？教义会不会有较狭隘的意思？教义会不会也指那些“想用科学精神把这事实系统化，但是往往琐碎而片面的叙述”？如果教义也有这个意思，那么新神学反对教义不就只是“反对过度琐细的神学争议”，而根本不是“反对新约记载”了吗？不就只是“反对十六、十七世纪”，而根本不是“反对第一世纪”了吗？当新神学的传道人在讲台上高举“生命”，不要“教义”的时候，会众对“教义”的领会不就是这样吗？于是敬虔的会众就被蒙蔽，以为讲员只是要人回归到新约的朴实，而不要进入神学家的琐细。而他既然压根儿没打算要加入神学家琐细的讨论，就感觉很舒服，因为上教堂听牧师指责别人的罪，总是会让我们很舒服。难怪新神学的传道人在讲台上把教义臭骂一顿已经蔚为风气了。不管怎样，今天接受新神学的教会如果在讲台上攻击加尔文、特里敦（Turrettin），或是攻击参与韦敏斯德议会（The WestminsterAssembly）的那些神学家们，会众似乎也不觉得有多严重了。但是攻击教义其实并不像单纯的会众所以为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些被攻击的教会神学（theology of Church）也是新约的核心信息。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攻击的矛头会从十七世纪转向圣经，也转向耶稣自己。
就算他们的矛盾不是指向圣经，而是针对历代关于圣经的阐释，这还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我们让教会将一千九百年来思考圣经教义的成果一笔勾销，从头开始，那么我们即使保住了圣经，还是损失惨重。只要我们承认基督教的根基是一组事实，就应该珍惜历世历代对它下的工夫。不管哪门学问，如果每个世代都不顾前人的努力，都从头开始研究，就一定不会有任何成果。可是我们如果想在神学界有所发展，好像还非得对前辈们谩骂一番不可；更糟糕的是，有时候这种谩骂根本没有根据，简直是毁谤。新神学常常长篇大论地攻击教会伟大的信经，但是一个人听了之后，再回去读<韦敏斯德公认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或是本仁约翰（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不明白新神学为什么要攻击这些著作，因为这些著作既温柔又深富神学意义，也会发现新神学的说法真是肤浅，而新神学口中的“死板正统”，其实每个字都洋溢着生命，足以燃烧全世界，使基督的爱充满在其中。
不过今天新神学辱骂教义，其实不是只辱骂历代伟大的神学家或信经而已，而是把圣经，甚至主耶稣自己都骂进去了；新神学弃绝教义，不是只弃绝奈西亚信经（Nicene Creed）的“本体相同”（homoousion），就是保罗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也同样被弃绝，因为新神学心目中的教义，不只是狭义的教义，也包括广义的教义；不只是琐细的神学讨论，也包括圣经。新神学这种心态，其实是完全排斥基督教的根基，因为基督教的基础不是“热切的盼望”，而是“许多的事实”。新神学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祈使语气”（imperative mood）--“你要做一件事”，而基督教的起点是一个充满得胜的“直说语气”（indicative mood）--“这件事已经做好了”。新神学诉诸人的意志，而基督教一开始就宣告神施恩为人作了一件事，这是新神学与基督教最根本的差异。
不过我们一方面维护基督教的教义基础，一方面也要声明，有些事不是我们的意思，免得被误会。
第一，我们的意思不是“只要教义纯正就好，生活的表现无关紧要”；正好相反，没有什么比生活表现更要紧了。基督教一开始就绝对意味着一个人要怎样过他的一生。基督教宣扬救恩，是让人可以脱离罪，而脱离罪不只是一个有福的盼望，也会带出立即可见的道德改变。早期基督徒的生活是会让他的邻舍吓一跳的，因为他们过的是一种奇特的新生活—诚实、清洁、不自私。基督徒团体极其严格地排除了其它的生活方式。基督教一开始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可是这种生活方式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有人以为是靠劝勉。劝勉是老办法了，上古时代就有，希腊文化昌盛时，也有许多人巡回讲道，教导人应该如何生活。但是这种劝勉证明无效。犬儒派（Cynic）和斯多葛派（Stoic）的理想虽然很高，但是他们改革社会的努力从来没有成功过。基督教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用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它也要改变人的生活，但不是诉诸人的意志，而是讲一个故事；不是靠劝勉，而是叙述一件事。这方法看起来确实够怪的了。一个“宗教导师之死”的故事多讲几遍，就能影响人的行为吗？再没有比这个更不务实的办法了，而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福音的愚拙”。古代人觉得这方法愚拙，现代人受了新神学影响，也觉得这方法愚拙。更怪的是这个办法居然有用，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它的成效。滔滔不绝地劝勉碰了一鼻子灰，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却成功了；报导一件新闻，就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基督教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因为许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生活有了改变；这是我们亲身的体验，也是颠扑不破的事实。这样看来，我们生活的表现当然很要紧。如果我们的教义正确，生活却败坏，我们就罪孽深重了，因为这是让真理蒙羞。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神赐给一个团体各种恩典，他们敬虔的祖先也留下道德的传统，他们却仗着这些恩典和道德，向人介绍一个假的信息，这也是很可悲的。真理只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真理。
第二，我们固然坚持教义是基督教的基础，但是这并不代表每个教义都同样重要。教义上看法不同的基督徒，绝对仍然有可能彼此相交。
比方说，有个争议和主再来有关，在这几年愈来愈明显，就是“主再来前后的相关事件，哪些先发生，哪些后发生？”。许多基督徒相信，“当世界的罪恶达到顶峰的时候，主耶稣会以身体形质再来到世上。耶稣再来，会展开一个为期一千年的公义统治，这个时期结束之后，世界末日就到了”。笔者认为这看法是谬解圣经，是错误的教导；我们认为圣经预言不是像画地图一样，把未来事件的细节都讲得一清二楚。没错，主耶稣会再来，而且不是像新神学说的“在灵里面”再来；这都很清楚。但是如果说圣灵在这个世代只能作很少的事，还有好多事必须等耶稣带着身体的形状再来才能作成，我们就找不到圣经根据了。这样说来，我们对这场论战应该抱什么态度？当然不能漠不关心，我们很关心千禧年主义（Chiliasm）或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在现代教会重新受到重视。我们认为这与谬解圣经有关，终究会使人受亏损。不过尽管我们与赞成前千禧年主义的人看法不同，但是我们相同的部分更多：我们尊崇圣经的权威，他们也尊崇—只是我们对圣经的诠释不同罢了；我们承认基督的神性，他们也承认；我们认为耶稣无论是第一次来到世上，还是第二次再来结束这个世代，都是以超自然的方式发生的，他们也同意。这样看来，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虽然可能很大，但还不是致命的错误。我们不但都忠于圣经，也都忠于信经，这些共同信念使我们仍然可以彼此合一，所以新神学把教会目前的争议，无论在宣教工场或在本地教会，都说成是前千禧年主义与其它看法之争，实在是严重误导信徒。其实教会目前的争议是基督教与新神学之争。在基督教里，赞成或反对前千禧年主义的人，尽管彼此差异确实很大，但都还是基督徒；而新神学信奉自然主义，根本否定基督教。
基督徒另一个争议就是“圣餐的施行方式与效力”。关于这个问题，各种看法彼此差别之大，绝对不容轻忽，如果有人说差别不大，就是大错特错，比他采取错误的立场还严重。有人说“基督教四分五裂很不好”，这话没错，但是什么原因造成分裂？归根究底是因为已经存在了一些错误的教导，使别人无法认同，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的教导，当然不会分裂。如果教会确实存在一些错误的教导，有人把它指出来，结果教会分裂了，那么造成教会分裂的是“错误的教导”，而不是“把错误指出来的人”。马尔堡会议（Marburg Conference）是个悲剧。路德和瑞士宗教改革（Swiss Reformation）的代表在这会议中讨论圣餐问题，路德在桌上写：“这是我的身体”，又对慈运理（Zwingli）和厄克兰巴丢（Oecolampadius）说：“你们有另一个灵”，结果路德宗与改革宗分裂，也使抗罗宗（Protestantism）失去很多原本可以得到的支持。我们认为，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是路德对圣餐的看法错误；不过如果路德不但对圣餐看法错误，而且把整个问题当成小事，那么他就错得更厉害了。路德固然对圣餐的看法错误，但是还好他没有向对手说：“弟兄，这是小事，一个人对圣餐的看法如何，实在没啥要紧”，否则他就错上加错；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远比教会分裂更要命。如果路德是那种会在圣餐看法上妥协的人，他就也不会在沃木斯议会（Diet of Worms）说“这是我的立场，没有别的选择，愿神帮助我，阿们！”了；对教义无所谓，就不会有信仰英雄了。
还有一个争议，和“教牧人员的性质和权柄”有关。按照安立甘（Anglican）的教义，主教的权柄是从使徒一直传到他们手中的，如果不沿袭这样的传承，他的职分就无效。但是有的教会并不承认“使徒统绪”（ApostolicSuccession）的观念，对教牧的运作有别的看法。这种分歧也不是小事，我们不认同有些人的作法，只为求教会事工的方便，就想劝安立甘宗放下这层藩篱，却不考虑使徒统绪是安立甘宗的信仰原则。不过这个分歧虽然事关重大，但是还没有触及我们信仰的根本。即使对全心持守安立甘原则的信徒来说，虽然他认为别的基督徒与他们的差异已经造成了裂痕，但是仍然可以有个别的相交。当然，那些不同意安立甘宗这方面看法的人，还是可以认为安立甘宗是基督身体中真实而可敬的一员。
另一个分歧是“加尔文（Calvin）的改革宗（Reformed）神学与循道派（Methodist）的阿民念（Arminium）神学的差异”。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人如果认真查考加尔文与阿民念的差异，还能说这是小事。正好相反，这几乎是基督教信仰中最深邃的部分了。加尔文主义者会很强烈地认为阿民念派把圣经中有关神恩典的教导大打折扣，阿民念派对改革宗教义的看法也一定同样强烈；不过尽管他们对这么重要的议题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但也一样还是可以在福音上有真实的交通。
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罗马天主教和福音派抗罗宗的差别”。罗马天主教和福音派抗罗宗在各方面都有分歧，但是天主教和敬虔的抗罗宗信徒都持守圣经权威，也都接受初代教会伟大的信经，这份共有的属灵产业何等丰富！我们实在不要模糊我们和天主教的差别，这道鸿沟实在很深，但是深归深，如果和我们与自己教会牧者[11]之间的深渊相比，又几乎微不足道了。天主教可说是曲解的基督教，但是信奉自然主义的新神学根本不是基督教。
不过我们虽然这样说，也不代表保守派与自由派彼此要好像仇人一样怒目相视。我们不是不同情那些因为时代风潮而无法再相信十字架奇特信息的人；我们与那些放弃福音的人还是有血缘关系，也是同一个国家的国民；有相同的道德目标，也有相同的人道关怀行动。我们相信这些关系不会减弱，而他们所作的，最后也会有助于基督教的传扬，但是我们传扬基督教，主要是在传扬一个信息，而且两个基督徒必须同样以这个信息为生活基础，彼此才能有真实的交通。
使徒行传一章8节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句话可以归纳出基督教的特性，显示基督教的基础是一篇信息。我们针对目前的讨论，大可不必争论“使徒行传有没有历史价值”，或是“耶稣有没有真的说过这些话”，因为不管怎样，至少这句话足以包含基督教刚开始的光景，是没问题的。基督教从开始就是一个以见证为主轴的运动，而且这个见证不是只和一个人在内心深处感受到耶稣的作为有关。如果这样解释使徒行传这段话，就是严重悖离上下文，也与一切的证据不符，因为保罗书信和其它所有文献都直接指明，这个见证的重点不是“人内心发生的事”，而是“耶稣死而复活，一次就永远地完成了伟大的救赎”。
这样看来，基督教的基础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基督徒主要的服事是“作见证”。如果真是这样，在教会服事的人就一定要说实话。当一个人以证人的身份在台上说话的时候，他服饰的剪裁、谈吐的高雅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是不是“说实话”，“说全部的实话”，而且“只说实话”。如果我们真要作基督徒，我们的教导就关系重大，而我们清楚划分“基督徒的教导”和“信奉现代主义的基督教头号对手的教导”，也绝非无的放矢。
这个“信奉现代主义的基督教头号对手”就是新神学。把新神学的教导和基督教的教导两相对比，详加查考，就知道两者在每一点上都南辕北辙。我们在下一章就要开始进行这个查考的工作，不过我们只作重点介绍，点到为止。
本章译注：
[1]请见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1921年，第168页。我们不是说保罗认为“在时间上先有教义，后有生活”；而是说保罗认为“在逻辑上教义是因，生活是果”；这可以答复Lyman Abbott博士对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的论点提出的反对意见。请见TheOutlook，第一三二卷，1922年，第104-105页。
[2]本书作者在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1921年）对这些说法有一点介绍。
[3]请参照History and Faith，1915年（本书是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 1915年七月号中一篇文章的重印），第10-11页。
[4]请参照ARapid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New TestamentTimes,Student’s TextBook，第42-43页。本书由Presbyterian Board of Publication andSabbath Work出版。
[5]Mensch und Gott（1921年）。请参照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第二十卷，1922年，第327-329页。
[6]HeitmÜller,Jesus,1913年，第71页。见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1921年，第
157页。
[7]Das Messiasgeheimnis in denEvangelien（1901年）。
[8]Archiv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第十六卷，1913年，第456页中的J. Weiss, “DasProblem der Entstehung des Christentmus，”。请见The Origin of Paul’s Religion，1921年，第156页。
[9]译注：和合本作“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其中“盼望”在原文是“过去不完成时态”（imperfect），而“表示愿望的动词用过去不完成时态，含意是希望没有实现，或表示认为这种希望不可能实现”（参《新约希腊文精华》凌纳格著，罗杰思修订，角石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291页）。
[10]下面的论述请参照ARapid Survey of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New TestamentTimes, Teacher’s Manual，第44-45页。本书由Presbyterian Board of Publication andSabbath School Work出版。
[11]译注：作者是指当时教会中接受新神学的牧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