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恩尖锐地指出, 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著作对德国和对犹政策有直接影响，其原因在于：

　　“达尔文的竞争生存的学说……得到当时最新科学观点的接纳，使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优等国家、劣等国家这些概念名正言顺，使优劣民族之间、优劣国家之间的争斗合法化。”

　　达尔文进化论及其在德国的主要代言人、声名最显赫的科学家海克尔教授的著作，让种族主义分子有恃无恐，坚信自己的种族信念有真凭实据。支持进化论科学的确立，较之其他方式更加助长种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而‘过去和今天达尔文及其追随者关于种族的种种预判其实都是科学真理’的说法也非常蛊惑人心。

　　科学赋予种族主义者的观点无与伦比的权威。当时最杰出的一位动物行为科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常被誉为这个领域的奠基人，他指出：

　　“……正如治疗癌症的最好方法是尽快根除寄生瘤，优等种族人群同样必须采取极端手段保护自己不受被污染的劣等种族人群的恶劣社会影响。如果劣等人群没能从（健康）人群中有效地清除出去，那么——正如坐视恶性肿瘤在人体中扩散——它们不但会毁灭自己，也会毁灭宿主身体。”

　　在纳粹制定要消灭寄生肿瘤式的低等种族大屠杀政策时,劳伦兹(Lorenz)著作的作用举足轻重。德国政府确保让“德国人”保持种族优势的各项计划非常周密,使种族主义几乎无懈可击。虽然金（King）曾公开抨击“大屠杀打着基因科学的幌子作恶”，但那个时代的政府和大学精英的立场非常坚定，就连当代都很少有科学家真正质疑过。德国人民的反犹态度只是导致大屠杀的部分原因，只是当达尔文主义同先前存在的反犹态度掺和到一起时，才导致了致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