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纳粹头目和20世纪初有影响力的德国生物学家在著述中都曾披露，达尔文学说及其著作对纳粹种族政策有重要影响。希特勒（Hitler）认为，人类基因库可以通过选择性繁育加以改善，就像农民选育优良种牛那样。

　　希特勒政府制定种族政策时，十分倚重达尔文主义，特别是斯宾塞（Spencer）和海克尔（Haeckel）的学说。因此，希特勒政权的一项核心政策便是制定并实施旨在保护 “优等种族”的各种政策。最起码必须禁止“劣等种族”的人与被判定为优等种族的人通婚，以减少对优等种族基因库的污染。“优等种族”论者认为，每个物种都有优劣之分，这是达尔文最初提出“适者生存”理论所依据的重要猜想与必要条件。 “优等种族论”最后登顶成为“终极方案”，致使大约600万犹太人和400万其他种族的人惨遭屠杀，他们都被德国科学家判定为“劣等种族”。

　　导致纳粹种族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诸多因素中, 达尔文学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即弱者在生存斗争中被淘汰才会发生进化。虽然很难评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受人诟病的动机，但无疑达尔文主义催生出的优生学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达尔文主义不仅使纳粹关于种族与战争的意图合法化，而且为他们摇旗呐喊。倘若纳粹党完全接受并一贯持守另外一个信念, 就像《圣经·新约》和《圣经·旧约》所教导的那样, 认为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裔, 在造物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大屠杀绝不可能发生。

　　德国主流（自由派）神学及其学派不再教导犹太教-基督教有关人类神圣起源的教义，却以达尔文主义取而代之，这等于公然鼓励大众接受最终酿成大屠杀惨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学说, 由于海克尔、张伯伦（Chamberlain）等人的过度发挥,显然对造成900多万人死于集中营, 以及大约4000万人在这场消耗6万亿美元的战争中丧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更为不幸的是，科学界学术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广泛认同，这些事件乃是纳粹主义最终演变为大屠杀的主要原因。

　　适者（即优胜个体）因其优胜差异而存活，物种又因优胜劣汰而进化，这是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所在。一个物种当中必然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适时变大，大到一定程度便显示出其优胜特征——即适者生存。虽然种族进化过程开始时的差异可能微乎其微，但是存活率的差异适时通过所谓物种形成的过程产生不同的种群，这意味着一个新物种的产生。

　　“人人生而平等”是平等主义理想，这一理想在当今西方思想意识中深入人心，但并非一直适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这一观点的主要阻力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运动，尤其是其不成熟的“适者生存”世界观。正如路德摩尔（Ludmerer）指出的，通过选择性繁育可以改善种族的遗传品质的想法犹如柏拉图（Plato）的著作《理想国》一样古已有之，但是：

　　“……现代优生学思潮直到19世纪才兴起，那时人们对优生学产生兴趣有若干缘由，最重要的缘由是进化论，因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的优生学概念——是他首次提出了‘优生学’这个词——是受其表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详尽阐述的优生学学说启发的直接合理的结果。”

　　代表当时科学界教育界时代精神的达尔文主义,公然影响了纳粹政府的政策走向。据考证现存的20世纪德国纳粹运动中产生的及出自许多纳粹科学家支持者之手的文献、著作及手工制品，不难得出这个判断。基思（Keith）认为，纳粹对付当时被视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手段，很大程度是由他们的信念所决定，他们认为达尔文主义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深谋远见, 能用来极大地改善人类。特南鲍姆（Tenenbaum）指出，当时德国政治哲学建立在此信念之上，即在进化进程中决定性的因素是：

　　“斗争，选择，适者生存……所有这些观念和观察……都是达尔文提出的……但这些观念已经在19世纪的德国社会哲学界遍地发芽……德国仗着优势固然拥有统治世界之权利的信念顺势而生……德意志帝国与弱国间的‘锤砧’关系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