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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神学 - 旧约与新约》
魏司坚(Geerhardus Vos) 著
目  录
 
圣经神学:旧约
第一部分 摩西时代的启示
第二部分 先知时代的启示
圣经神学:新约
 
圣经神学 —— 旧约
第二部分 先知时代的启示
第一章 先知主义在旧约启示中的地位
在摩西的教导(Mosaism)之后,先知主义(Prophetism; 或译为先知运动,下同)在旧约启示中标志出一个划时代的运动。要 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回想整个启示过程是怎样相互连贯的。 启示会紧跟在事件之后。但不是所有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事件(甚 至是表面上看起来很重要的事件)都会引发大量的新启示。其中的必 要条件是新发生的事件必须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永恒意义的事件。 当出埃及记的事件促成神治政体的建立时,就有大量的启示接踵而来。 所以,我们必须问:在上帝的神圣历史中,哪个伟大事件能够引发最 具深远影响的大量崭新启示内容?

除了建立起一个神治国度的新体制,接受一位人类统治者的统管 之外,再没有其他事件能与此媲美。这个运动早在撒母耳时期就已经 开始了;它在扫罗的统治下得到暂时的体现,但直到大卫登基之前, 还缺乏坚实稳固的根基。此后,这个国度的观念就一直是以色列盼望 的核心。然而,这个人类的国度只是耶和华自己国度的一个象征。最初, 当以色列民要求立王时,耶和华并不赞同这一要求含有的那种想要脱 离神治政体的心思,并宣称这无异于是在拒绝他自己。尽管他们得偿 所愿,但上帝显然通过扫罗在君王职分上的倒行逆施来教导以色列民 更清楚地认识神治政体的正确观念。

这也是为什么在漫长的约书亚和士师时代里,王国制度被暂时搁置的理由。只有在这样双管齐下之后-一先是暂不立王,接着允许昏 君登基--以色列民才能得到教诲,知晓合乎耶和华心意的君王 的概念,然后那位真正永恒的君王才会降临。在上帝的旨意中,国度 是救赎的工具,也是以色列得到祝福的具体表现。对弥赛亚 的盼望就依附在这个国度之上。若有人认为这国度只是偶然达成的, 仅仅是以牺牲民主制度为代价而暂时被容忍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 错误。此事的影响既深且巨,绝非无关痛痒。透过基督的王权,这个 观念达到了圣经宗教的顶点和极致。

产生国度的一场运动

先知主义也依附于这场产生王国的运动,并兴起而发展。众先知 是这个不断开展的神权政体的守护者,他们所守护的是这个神治政体 的核心,即国度。他们的目的是确保地上的国度能真正代表耶和华的 国度。从表面来看,众先知有时彷佛是被差遣去劝诫君王,而不是去 教导百姓。因着先知职分与以色列国家利益(全部包含在"国度"里) 的这种内在关联,我们才能最有效地解释使先知的话在撒母耳时期兴 起的这些特殊处境,在混合着大量民族愿望的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运 动中,先知的预言首先藉由集体的方式和个人的方式而成形。这些先 知团体或所谓的"学派"是宗教和爱国生活的中心;但由于宗教与以 色列国的存在目的是一致的,那么宗教就主导着爱国主义,而不是相 反。在士师时期,底波拉的案例就提供了一个早期的例证。

然而,若根据它在国家里的功能就推论说先知职分只是一种外交 性的、政治性的职分,那就错了。温克勒(Winkler)就是这么作的, 他错误地引用以赛亚书3章2节中列举的职分来支持这种推论。按照 他的看法,这里所说的观点会用一种相当令人难堪的角度来看待先知 在以色列以后的危亡时期中的活动。他相信,伟大的东方强权利用先 知作为媒介,在小国中扩展自己的利益。因此这种现象才会出现:众先知在各种政治纠纷中给出的谋略正好吻合这些强权所图谋的计划。 以利沙、以赛亚和耶利米就想当然地被认为分别从大马士革、尼尼微 和巴比伦获得了指示。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众先知曾追求这种外交性或半外交性的 关系。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众先知厌恶一切政治上的纠葛和结盟。但这 不是基于众先知有高超的政治洞察力,而只是由于他们坚定 地持守神治政体的原则,即耶和华是王,而以色列务必要全然仰赖他 (赛7,30:15;何7:11,12:1)。早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期,像 拿单和迦得这样的先知主要透过王权来行事。到了以利亚和以利沙之 后,他们仍遵循同样的方式。凡看似出于政治于预的行动,归根究底 都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宗教性的,因为它们是公开进行的,其中不存 在任何秘密的协议或阴谋。这样的政治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以利亚和以利沙在这方面是有些差异的。后者的 确介入了推翻暗利王朝的密谋。但以利沙的目标甚至也不是改善政治 情势。他只是想透过耶户家来取代暗利家,从而用火和刀剑铲除巴力 崇拜。只要把以色列先知的行为和摩西时代的先见巴兰作比较,我们 就可以消除以色列先知参与外交阴谋的指控。巴兰自愿受雇于一个君 王,这是以色列任何一个先知都无法想象的。

先知主义以话语为工具

先知主义自限于以话语为工具,其效力在这方面看似受到了局限, 其实却比其他任何工具都更有果效,因为这样做使耶和华和以色列之 间的关系更加属灵化。众先知并未杜撰事实,而是持守原则;无论他 们所论及的未来事实是什么,这都是基于纯粹的预言亮光。圣经的宗 教首先成为预言,随后才借由预言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属于真理、信 心和圣经的宗教。在这方面,众先知至少在形式上是更正教(抗罗宗) 的先驱。以色列人的宗教意识从未如此紧密地与启示这个基本事实结合在一起。耶和华主要通过言语的方式临到以色列;上帝以他口中的 言语来表明自己。

上帝的话语主要是为了一种正式的目的而赐下的,但其次也成为 先知本人的蒙恩管道。鉴于先知的任务,先知需要与上帝有亲密相交, 并且也享受这种相交,他自己也一定会因此而在敬虔中成长。但强调 这个特点也可能会过犹不及。这种强调一旦与忽视或含蓄地否认先知 在启示上的重要性结合起来,它就会启人疑窦。206]在先知预言 的现象中,圣经强调的并不是宗教英雄主义。每当有人展现出一种高 度的宗教热诚时,我们就清楚地知晓这是先知职分的特权造成的结果, 而不是授予此职分的前提条件。众先知蒙拣选基本上不是因为他们特 别敬虔。他们变得比一般人敬虔,这是他们操练面向上帝的职责的结 果。

一个接续不断的因素

先知的话透过其回顾的立场和前瞻的立场,成为启示历史中一个 接续不断的因素。它宣讲悔改的信息,以及以色列人偏离了过往标准 的背道的罪,这样一来,它就与耶和华在族长和摩西时期为以色列所 行的大事衔接在一起。它通过预言的元素展望与未来之间的连贯性。 虽然"先知"这个称谓的意思不是"说预言的人"(foreteller),但 预测未来是先知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众先知自己非常强调这一点, 以至于我们不能认为它是偶然的(摩3:7)。先知蒙上帝传授关于未 来奥秘的事,这构成了他从耶和华那里领受的宗教亲密感的一部分。 即使从客观上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先知的意识中缺乏事实的基础(这 是一切启示所必须的),他就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启示者。并且这个 基础的一部分是由未来的事实提供的。

现代解经家过于频繁地把先知描写为一位对历史丝毫不感兴趣的 "教师",除了自己当下要教导的之外,其他所有事情都被抛诸脑后。这是对先知形象的扭曲。众先知从来不是这一类的教师,也从未维护 过这些所谓的"学派"。这个谬误往往来自于他们未能注意到先知讲 道中的教义原则如何塑造他对未来的预告。这些预言从来不只是武断 而随意地展示人伪装的洞察力而已。如果我们把预言从先知的宣讲内 容中剔除掉,必然会使后者变形和混乱。我们在这里必须再次考虑因 为个体差异所导致的不同(personal equation)。在很大程度上,先知 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是与时代脱节的,并且生活在一群对他们最珍重的 事不表同情的百姓当中。他们本能地渴望目前受到的鄙夷会在未来得 到补偿。他们的预言往往弥漫着一种充满温情的关注。我们也可以察 觉到他们渴望事先谋划,为目前受到攻击和嘲弄的真理辩护。宗教上 的萎靡和衰败也总是激励他们207]寄望于未来。对敬虔的灵魂来说, 对末世的关注有时是一种安慰。基于这一切理由,轻看先知预言中的 预告成分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现代化倾向而已。

先知主义的两个重要时期

启示蓝图中的延续性原则,通过它承先与启后的双重形式,可以 分布到两个主要时期,而先知主义的历史也是以此划分的。第一个时 期始于撒母耳时代伟大先知事工的复兴,迄于主前约第八世纪中叶, 即第一批写作先知(writing-prophets)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此以往, 一直到旧约预言的终止。这两个时期的差别在此:在前一个时期,先 知仍然料想人们可能透过悔改和归信来回应先知的宣讲。众先知怀着 革新重建者的意识开口宣讲。他们知道有更美的事将要到来,也必须 到来,但是他们还不清楚当这些事临到时,它们会在多大的范围内吞 灭过去的事。

在第二个时期中,虽然叫人悔改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它却或多或 少变成一种敷衍塞责的语调。先知如今知道:未来孕育的不是现状的 修补,而是现状的重生。但是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再生不等于重建过去,甚至不是以一种理想化的形式重建过去。其理由来自于这个预 言,即今世会被颠覆,以引进末世的一切绝对价值。正如上帝普遍使 用的方法那样,他不是简单地把罪所导致的混乱和解体恢复到先前的 状态,而是达到一种更高的秩序,所以在较小的规模上,同样的原则 也体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上帝利用摩西时期神治政体即将瓦解的情 形,为某种远远超越其原初结构的事物创造了空间。

这个新的先知预言时期的到来,与历史上一系列新的、巨大的发 展同时发生。第一个时期以撒母耳到大卫的一些前所未有的事件作为 开端。第二个时期则以一个在人来看无可抵挡的伟大东方强权的浮现 作为开端;这个强权乃是上帝拣选的,被用作他审判的工具。我们可 以从这一点看出来先知预言的外观的改变是何等重要:这种改变甚至 影响了传递信息的外在形式。从主前8世纪中叶起,众先知 开始成为写作的先知。阿摩司、何西阿,和稍后的以赛亚、弥迦,首 次把先知的话写成文字。早期先知的话语,虽然也货真价实是上帝的 话语,但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话语,是为那个时代和世代预备的。 但从这第二次危机开始,上帝的话语越来越多谈到未来的新创造,因 此它谈论的事情与未来的世代有份,又是他们极为关心的。甚至那些 与先知同时代却拒绝听从先知的人也因着这些被记录下来的话语而被 其中谈及他们的真理定罪。在这些观念中,众先知开始比以往更清楚 地把握住这个延续性的原则,也就是关于救赎和启示历史的原则。

首先把握住历史著作之真正原则(不把历史只当做按照年代顺序 记录的一些事件而已,因为它要揭示出一幅蓝图,也提出一个目标)的, 不是希腊的历史学家,而是以色列的众先知。因此我们见到先知圈子 里的活动还涉及神圣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也就是制作一 些像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下这样的书卷,在这些书卷中,事件的 走向都被放在上帝不断展开之计划的亮光之下。因此,古代正典的习 惯称这些历史书卷为"前先知书",也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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